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

　　陈子龙的诗风，前后差异极大。早期作品辞采浓郁华丽，尤好拟古乐府。后期由于受国家局势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多感伤时世之作，风格沉郁顿挫，直抒孤愤，沉雄豪放，悲壮苍凉。《秋日杂感》即为其晚期诗风的代表。

　　作者创作《秋日杂感十首》时，苏、松已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吴中进士吴昜起兵抗清，江南各地军民奋勇抗击者亦不在少数。然先后皆为清兵所败。当此形势危难之时，陈子龙也有途穷之感，曾着僧服，改名易姓，辗转吴中，待时抗清。诗人的悲愤情感和爱国情操，在此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两句描写亡国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本就为一个万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节，更兼作者此时面对着满日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无怪于其内心之愤是行吟坐啸了，一个“独”字，可有两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叹自己身世孤独，一是抗清斗争处于最严峻时期，随着遍地烽火被清军一一扑灭，诗人胸中流涌的难觅同道之独。海雾江云，暮色茫茫，更引发了他的万千悲愤。这种悲愤与陈子龙的身世经历切切相关，诗人本为晚明遗老，又曾在南明政权下供职，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王朝疾声呼吁，东奔西走。耗费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头来世事恍惚如南柯一梦，不能不令诗人痛心疾首。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继续抒发诗人亡国之痛。此联用了两处典故。“不信”一句，《文选》张衡《西京赋》及注：“秦穆公梦朝天帝，帝醉，以鹑首之地（今湖北襄阳、安陆一带）赐秦。时有谣云：‘天帝醉，秦暴金误殒石坠’。”李商隐《咸阳》诗亦有：“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乱。“最怜”一句，典出于仲长统《述志》诗：“寄愁天上，埋忧地下。”陈子龙在此是反用其意。说自己不相信苍天会长久昏醉而让清人一统中国。坚信上天终有清醒之时，明室江山定有复兴之日。最可怜的是大片江山已沦入敌手，没有一个地方可埋葬自己的忧愁。这两句在首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题，在因清秋、日暮而兴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现实性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斗争性和针对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描写了明室臣民的悲惨境况。清兵南下，铁蹄所至，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多少无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乐府《十五从军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写民间在清兵蹂躏后满目凄凉，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寂寂”句则是借秦亡后东陵侯邵平沦为庶人在长安城外靠种瓜为生的故事概括众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结局。此联作者从下层黎庶写及上层达贵，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所造成的灾难。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则如一声沉重的叹息，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助的心境。五湖即太湖。听说清兵已饮马五湖，尽略其地，自己欲与渔夫为伍，驾一叶扁舟浪迹水乡；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诗中要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诗中一明显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与诗意浑化无迹。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此词以优美的意境和音韵，描写钱塘江畔歌妓的生活。上片以女子口吻出之，写梦中女子所歌，下片追忆梦中情景，抒写对远别情人刻骨的相思。

　　上片是梦中女子所歌，故以女子口吻出之。首句“妾本钱塘江上住”，写女子自道所居，看似平平，实在颇堪玩味。北宋时杭州已是繁华都会，多酒楼妓馆，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句中已暗示这位女子的身份。紧接“花落”二语，已含深怨。岁岁芳春，花开花落，更惋伤那美好的华年如水般流逝。这本是旧诗词中的常语，可是这里加上“不管”二字，所感尤大。等闲开落，何其无情，全不管人们的伤春心事，那就更加深了身世的悲感了。这位家在钱塘江上住的女郎，也许是司马旧日的情侣，作者托诸梦寐，以寄相思相别之情。前三句写一位风尘女子，感年光易逝，世事无常，想必也厌倦了歌妓生涯，而又苦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吧。“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写残春风物，补足“流年度”之意。燕子衔着沾满落花的香泥筑巢，仿佛也把美好的春光都衔去了。“衔”字语意双关，有很强的表现力。燕子归来，行人未返，又正是恼人的黄梅时节，不时听到几阵敲窗的雨声，楼中人孤独的情怀可想而知了。黄梅雨，是江南暮春的景物，蒙蒙一片，日夜飘洒，恰与在纱窗下凝思的歌女凄苦的内心世界相称。

　　下片写词人追忆“梦中”情景，实际上是写对远别的情人刻骨的相思。“斜插”句，描写歌女的发式：半圆形的犀角梳子，斜插在鬓云边，仿佛像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句意与毛熙震《浣溪沙》词“象梳欹鬓月生云”同。女子的装饰，给词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轻轻地敲着檀板按拍，唱一曲幽怨的《黄金缕》。《春渚纪闻》载，梦中女子歌“妾本”五句，司马爱其词，因询曲名，女子答是《黄金缕》。唐代有流行歌曲《金缕衣》，当时名妓杜秋娘曾经唱过它：“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象征着青春，象征着欢爱。歌曲的主题是劝人及时行乐，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梦中女子唱《黄金缕》，大概也是这个用意。联系起上片“花落”二语，益见其怨恨之深。情人远别，负却华年，花谢春归，使人满怀幽怨。

　　“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全词至此，作一大顿挫。写词人梦醒后的感怀。“行云”，用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暗示女子的歌妓身份，也写她的行踪漂流不定，难以寻觅。“南浦”，因用为离别之典。两句写梦回之后，女子的芳踪已杳，只见到明月在南浦上悄悄升起。这里的“梦回”，也意味着前尘如梦，那一段恋爱生活再也不可复得了。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