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刀环歌》同《泰娘歌》《更衣曲》《竞渡曲》一样，是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新乐府”诗歌。这首新乐府的题目是用典。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与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关系不错，希望能把李陵召回汉朝。于是派遣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匈奴单于设酒招待汉使者，李陵、卫律都在座。立政他们看到李陵，却没有机会私下交谈，于是就给李陵使眼色，“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也就是几次抚摩把玩自己的刀环，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意思是可以归还汉朝了。“环”谐音“还”，握脚表示走路离开。因为刀环在大刀头部，所以古人常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如《玉台新咏·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由此可知，刘禹锡乐府新题《视刀环歌》，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思念的人尽早归还。
此诗写相爱双方将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全诗运用暗示的手法，意境深沉，含蕴无尽，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含蓄、内敛、婉转、凝重的爱情观，也透露出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把诗的题目和内容联系起来看，刘禹锡可能要表达的是相爱的人就要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因为这首诗没有特定、具体的写作背景，所以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有了很强的张力，并不一定局限于爱情，也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两句诗，实际上道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即语言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来表达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曾说：“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这是《浪淘沙》组诗的第七首，写的是八月十八钱塘江潮。
钱塘江，又称为浙江。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潮以每年的夏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者为最壮观。潮水涌来之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成为古往今来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此诗的首句“八月涛声吼地来”，写潮来之势，由远而近，以一个动词“吼”字，突出涛声逼近的感觉。第二句写潮势达到顶点时的壮观场面。悍湍的潮头，昂扬着数丈高的身躯，撞击著两岸的山崖。一、二两句，以“吼地来”和“触山回”相对照，描写出潮涨潮退的全过程，语气上的急转，更衬托出潮势的奔腾急遽。据《海宁县志·浙江潮略说》，钱塘江口有两座山，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于江海汇合之处，即所谓海门。第三句以“须臾”承接第二句，由开头的动境描写转入对潮去之后的静态描写。当潮水退出海门之后，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什么呢？汹涌的波涛以另一种形态展示出他的气概——波涛卷起沙堆似雪堆座座。文字表面上看已不是写潮水，实际上恰恰正紧扣起句“吼地来”，以潮去后留下的又一奇景，更衬托出八月潮吼地而来、触山打游的壮观场面。全诗不事雕琢，流走飞动，而又紧凑洗练，显示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才能。
这首诗以淮上众多秋天意象为比，抒写人生易老之慨叹和孤独寂寞之境况，末以日夕遇旧友作结，情深意长。全诗构意新奇，对仗工稳；情与景会，意境深婉。
“结茅临古渡，卧见长淮流。”写李主簿隐居的环境。他结茅隐居于淮水边的古渡口，可以卧看淮水奔流。环境虽然清幽，但从古渡口的废弃不用和淮水的逝去不复返，已暗含下联时不我待、人将衰老的感慨，韦诗运笔的精致细腻，于此可见一斑。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为传诵千古的警句，人与树相互映衬。意思是：树已逢秋，人怎能不老？窗里将老之人，面对着门前已衰之树，联想岁月流逝，壮志蹉跎，人何以堪？这两句不仅颇为传神地描摹了李主簿衰颓的形象与凄凉的心境，而且寄寓着诗人自己怅然若失的情怀，蕴含极其丰富。
“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写李主簿在古渡口的茅屋里见到的景象。表面上，这两句似乎是随手拈来，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赋比结合，寓意深刻。“寒山”切深秋季节，“独过雁”比况李主薄孤独、索寞的生活境遇；“暮雨”既照应上联之人老树耿，又关合下联之日夕逢归，“远来舟”牵引出下联的“逢归客”。真可谓细针密线、情景交融。
“日夕逢归客，那能忘归游！”仍从李主簿这边落笔，不说诗人遇上李主簿，而说李主簿在傍晚时遇上了一位北归的客人，依然不舍旧情，仍然热情接待。诗至此，便戛然而止，至于主客相会后的情景，便全留在诗外，需想象品味。
通观全篇，诗人纯从客位去描绘抒写，诗中所突出的，是居于客位的李主簿的形象与感受，而将诗人主观的感受融化在客体之中。如此写来，别有情韵。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