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原诗是南宋灭亡后，作者作为俘虏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途中所作。北望燕云诗人有无限感慨，此次北去，吉凶未卜，江水悠悠东去，象征南宋国运已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与被俘人众怀着凄恻的心情被押往北方，途中步履维艰，却后退不得。举目北望，哪里是个尽头？眼中所见再也不是熟悉的故国风物，头顶天空再也不是故国的天空。“不尽头”，是指北国的云天苍茫弥漫，神秘莫测，这艰难的路程没有尽头。这三个字透露出诗人前程未卜、追怀故国、难舍难休的心态。第一句就以沉缓迷惘的语气奠定了全诗缠绵惆怅、凄神哀肠的感情基调。

　　第二句写大江东流的壮阔之景。面对浩大之物，人们往往感到宇宙时空宏大永恒，人生渺小短暂，既而或看破红尘，游戏人生，或情动于中，积极奋进。诗人正处此境，面对这永不停歇的江水，感慨万千。“水悠悠”似乎说诗人的痛苦永无断绝，象悠悠的东流水一样。孔子指着江水说“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而诗人心中的亡国之思随时间的推移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像江水那样滔滔不停永无尽期。江水悠悠，心潮起伏，诗人或许也想到人世更迭，人生荣辱之变，但最为刻骨铭心的却是故国之思，是对国事变迁的沉痛追怀。故国往事是否如流水逝了？时光之水是否真能冲刷掉心头的哀伤愁绪？诗人以“大江东去水悠悠”的壮阔之景衬托心中难耐的孤凄无助、恍然如梦的思绪，传达出哀怨、惆怅、悲凉的心境。

　　“夕阳一片寒鸦外”，化用秦观的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因正是眼中所见，真情实景，便自然无痕，不觉生硬。画面很简单，夕阳渐沉，暮色苍茫，寒鸦归巢。但那种孤寂清冷、悲凉凄恻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这动人心弦的画面与前两句所述是同一双忧郁眼睛所见，同样都折射出诗人心中的苦楚，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目断东西四百州”，读至此处，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喟然长叹。环顾四野，高天长云，大江东流，夕阳寒鸦，暮色暝暝，故国神州何处？我身何处？“目断”是思而望，望而不见。从诗的第一句起，诗人就开始了寻找，东西南北望断，只落得心中一声无奈的叹息。“四百州”说明了魂牵梦绕的故国曾经是地大物博、国强民盛，而今再也寻不见了。国势衰微至此，连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想想真是泪眼望穿，愁肠寸断。

　　“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紧紧围绕一个“望”字来写。北“望”燕云，不知命运如何；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无力挽回颓势；向东西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这不同于苏轼的，苏轼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评价：读后我们仿佛能看到他那缓缓四顾的身影，他那忧郁渴念的目光，听到他那失望无奈的叹息。他曾有诗“书生空有泪千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他只能低吟亡国之音，寄托“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李钰的《湖山类稿跋》评汪元量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从此诗可见一斑。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中，首句交待出地点和事件，地点为八公山。 “ 琪树丹崖未可攀”作者登高帐望，想起刘安的白日飞升，但仙境渺茫，想而不可及，心中无限渺茫。

　　“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作者借用黄石公赠张良的《太公兵法》的典故和淮南王珍藏记载神仙方术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的故事，表示自己既不像张良那样建立功勋，也不像传说中的刘安一样日月飞升，长生不老。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诉出自己心中的苦楚，“浮生所欠止一死”说明了自己在明朝灭亡之后，苟且偷生，而今天蒙受身仕两朝的耻辱，这种苦不堪言的言语，可见他痛不欲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不能自拔。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作者悲痛、哭骂之中夹杂着深沉的忏悔，不由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

　　此诗感情真挚沉重，作者自己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内心的哀怨、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国家紧密的相联在一起，无疑使他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直到生命临终一刻，他对欠“债”一事仍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要求死后殓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不屑在墓碑上写明官衔，只愿以诗人自称，在这背后，隐藏着难言之隐。

　　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

　　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原诗题意不过是在淮河上航行遇到了顺风，和作好在能另辟新境，立意高远。

　　首二句意境阔大，感情奔放，“浩荡”写水势盛大，“清淮”写水色澄碧，“天共流”写水天相接，因天色清明，故水天一色，舟中人视之，如水天共流。在这个雄浑的背景上，一一叶扁舟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驰向远方的故乡。诗人按照唱和诗的习惯，非常巧妙地以“浩荡清淮”和“风送归舟”点了题，同时抒发了顺风乘舟的快感和豪放轩昂的胸怀。

　　后两句描写浪漫的想象。诗人发愁，因为晚上船不得不停泊在狭窄而吵闹的小港口。结尾笔锋一转，顿生豪情。但愿乘长风万里，破白浪滔滔，驰入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只有在这浩渺辽阔的天地中，诗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全诗现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感情层层推进，一泻千里，表层流露的是乘风破浪之快意，而深层表达的则是诗人豪迈壮阔的情怀。迹其生平，诗人数次上书朝廷，于朝政无所回避，疾愤群小，屡为佞人所冤陷，其“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故有“吹入沧溟始自由”之想，意即冲破一切人为羁绊，求得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诗人就是这样借江流天地、长风万里、沧溟浩渺来抒写自己豪迈不羁，壮志凌云的自由之情。综上所析，宦海浮沉，人生苦短，诗人不管是贬官降职，流放他乡，还是为人构陷，壮志未酬，不管是路遇不平，前途凶险，还是思有郁结，心灵不展，他们都能够在观照自然，神游天地的审美愉悦中解除痛苦，超越自我。是天地山川赋予他们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是江河湖海赋予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自然造化赋予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

　　二、四句明显具有寄托和象征意义。苏舜钦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言政，反遭保守派诬陷，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这首诗在痛快淋漓地描述顺风乘舟情景的同时，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对保守派群小的蔑视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显露出诗人高洁的人格和兀傲不群的个性。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