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词，词用笔极为婉曲，意境幽深，极尽吞吐之妙。

　　“梦冷黄金屋”词中描写的对象乃是一位不凡的美人。“黄金屋”用陈阿娇事。汉武帝年少时，长公主想把女儿阿娇许给他，汉武帝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贝班固《汉武故事》在这里作者借阿娇来写一位美人。词人自己朝思暮想的人不仅是美人，还有故国。起句意谓美人梦魂牵绕的黄金屋已变得凄冷，实际上含有故宫凄凉之意。“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写室内器物，见到自己曾经抚弄过的乐器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不禁感慨万千。故以一“叹”字领起，化实景为虚景。秦筝，弦柱斜列如飞雁成行的古筝。素弦，即丝弦。梦魂化莺飞回金屋，还认得旧时的绿色纱窗，雨过，只见荆桃果实已长得如豆大。“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令人心中升腾中怀旧惜春之感。“化作娇莺”梦魂化莺，想象不凡。笔力奇幻，独运匠心。金屋冷寂之境、秦筝尘扑之景，亦为化作娇莺所见。逆入平出，特见波澜。景物描写，虚实交错。

　　“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琼台，此处则指玉石所作的弹棋枰。弹棋局，其形状中央隆起，周围低平。李商隐诗称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词人在此以玉制之弹棋局形容心中难平之恨。“此恨难平”总结上面各种情事，积愤难抑，自然喷发。词人由写景到抒怀。“消瘦影，嫌明烛。”借写消瘦的形象，表达一种悲凉的心境。借说“瘦影”，从而通过照出的反常心理曲折加以表露。

　　下片以“鸳鸯碎泻东西玉。”起笔。以杯碎酒泻比喻宋朝的覆亡。鸳楼，即鸳鸯楼，为楼殿名。东西玉，酒器名。这句从写和美人的分离，喻指和故国的永别。佳人已远离，眷恋情仍深，词人仍希望能重睹其旧日丰采。“问芳踪、何时再展？”流露出自己重见佳人的热切愿望，但“翠钗难卜”佳人踪迹何在？又表明这一愿望的实现何其渺茫。

　　“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说自己准备把那容颜描绘在生绡画幅上，想来还是宫人旧时的装束吧。生绡，未经漂煮的丝织品，古人用以作画。眉横云样，指双眉如同纤云横于额前。旧时的装束代指故国的形象。与美人分离，希重会而又渺茫，只好托之丹青。通过这几层描绘，把故国之思写得力透纸背。“彩扇红牙今都在”。彩扇红牙（歌舞时用具），旧时之物俱在，已物是人非，自己聆听盛世之音，百感交集，却知音难觅。此时怀恋故国之人已越来越少只好独自伤怀。作者的这种感叹是对民族意识已经轻淡薄的情况而发的。然以“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的词语表达，曲笔抒怀也。开元曲，借唐开元盛世的歌曲，此处指宋朝盛时的音乐。“空掩袖，倚寒竹”，借竹的高风亮节表现自己坚贞不渝的品德。

　　这是一首具有典型婉约风格的作品。在“梦冷黄金屋”起笔，以幽独伤情作结。表现了词人深沉的故国之恋和不同凡俗的高尚志节。词中借梦抒怀，使境界迷离。以美人为灵魂化身，写故国之思。词人曲笔道出心中郁积很久的块垒，虽用词较为清丽婉约，但表情却仍显酣畅淋漓。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

　　这支有名的小令，是写思妇在春残雨细的时候，想到韶华易逝，游子未归，因而借酒浇愁，去打发那好天良夜。

　　曲的前两句，都不着痕迹地化用了唐人的诗句。“黄莺乱啼门外柳”，是写思妇，是从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的诗意点染出来的。意思是说，她正想在那里“寻梦”，让那千种情思、万般缱绻在梦里得到满足，可那“不作美”的黄莺，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在门外乱啼，使人不能成眠，无法在梦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的甜蜜。“雨细清明后”，是写行人，是思妇魂牵梦萦的对象，是从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句意中浓缩出来的。妙在思妇被黄莺唤起，不是埋怨行人误了归期，而是关心游子在阴雨泥泞的道路上黯然魂消的苦况，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曲的意境。作者在这里引用唐人的诗句，有撮盐入水之妙。

　　“能消几日春”二句，是双承上面两句的曲意，即不但思妇禁受不起几番风雨，就是那天涯游子也同样受不了离愁的折磨了。这句话也是从辛弃疾的“要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词意中点化出来，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的怅然无限的相思，令人憔悴，令人瘦损，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这里着一“又”字，说明这样的两地相思，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跟作者的“总是伤春，不似年时镜中人，瘦损!瘦损!”《庆宣和·春思》乃同一机杼。这支小曲之所以自然而不雕琢，典雅而不堆垛，正是作者博搜精粹，蓄之胸中，自然吐属不凡，下笔如有神助。

　　曲的头部和腹部，写得如此婉丽清新，结语须是愈加精彩，愈着精神，才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所以“诗头曲尾”，古人是极为重视的。王骥德说：“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曲律·论尾声》。曲论家之所以不惮其烦，来总结曲的末句的艺术经验，说明它是关系到曲的成败的。这“梨花小窗人病酒”，就是俊语，就结得响亮，饶有余味。它既照应了前文的“清明后”和“几日春”，也概括了“相思瘦”的种种原因，又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因为梨花是春光已老的象征，她隔看小窗，看到梨花凋零，春事阑珊，而远人未归，闲愁无既，于是只好用酒来解除胸中的愁苦。病酒，就是伤了酒。读到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和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词意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词情和意境的基础上，在曲尾对曲的整个意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创造，这才使人感到“言简而余味无穷”。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