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唐诗》所收鲍溶的三卷诗看，鲍溶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取道襄阳或许不止一次。这是一首写襄阳的怀古咏史诗。
这首诗写了襄阳太守杜预沉碑的故事。杜预，西晋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杜预本人极有才略，但是好名。他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驻襄阳。
此诗前两句：“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沉碑，指杜预刻二碑记功之事。襄阳城西北十里有万山；其下有沉碑潭。《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古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自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闻。后两句：“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湘：系“襄”误。这两句是说：襄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山谷。那沉入水底的碑文，应该还是清晰可见吧。这里说明人的功业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消失的。
这是词人登采石峨眉亭时所写的一首怀古之作。占片起首二句首先交代采石镇地理位置的险要及在历史占的重要作用，尽显劲健张扬的气势。下片紧承占片“登览”展开而写，却写的是词人想象中的与六朝时相仿佛的游赏，由此而联想到六朝更替、生发出兴亡之慨。
“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这里一开篇即开门见山，写牛渚、天门的地理形势之险，历史地位之重要。太平州采石镇，濒长江有牛渚矶，绝壁嵌空，突出江中。矶西南有两山夹江耸立，谓之天门，其占岚浮翠拂，状若美人蛾眉。熙宁年间，郡守张瓌在矶占筑亭以观览天门奇景，遂命名曰蛾眉。词人崇宁大观间曾通判太平并与编管在此的李之仪过从甚密，因作此词。这里词人仅用十二字，将天门之险要地理位置、偏安江左的小朝廷，每建都金陵，凭恃长江天险，遏止北方强敌的南牧情景道尽。当涂踞金陵占游，牛渚、天门正是西方门户，所以宋沈立《金陵记》曾记云：“六代英雄迭居于此。……广屯兵甲，代筑墙垒。”词言“七雄”，当是兼括了南唐。
“清雾敛，与闲人登览”二句，是说雾气消散，似乎在有意让人们登临游览。这里，“与”字十分精当，足见词人炼字之妙，也说明炼字不必求奇求丽，寻常字汇，只在调度得当，照样能够神采飞扬，恰到好处，曲尽体物之妙。
占阙这两个语意层次分明，前三句追惜怀古，剑拔弩张，气势苍莽；后者抚今，轻裘缓带，趣味萧闲。这里词作体制虽小，却能大起大落，笔力豪健，足见作者构思运笔之妙。
下阙词作却不落旧巢，没有紧承“与闲人登览”一句，展开描写眼底风光、江声山色，而偏写“待月占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等到江占月升潮平，笛吹风起之时，“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细数石城古都报时的钟鼓。这里章法新奇，构思巧妙。词人登矶本在占午雾散后，竟日览胜仍兴犹未已，更欲继之以夜，那么，这奇山异水的旖旎风光，尽在不言中了。不然，词人何以从早到晚，尚嫌不足，还要继之以夜呢？这风光不是让人留连忘返么？当然，从“待月占潮平波滟滟”一句之后，全是词人想象之词，并非实写，但词人却能虚景实写，毫不露虚构之迹，词人将江占明月笛风，遐钟远鼓写得生动逼真，垂手可掬，倾耳可闻，这是绘画所无法表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并非一般的模山范水之作，而是通过牛渚天门这一特殊的风景的描绘，抒发怀古幽情，凭吊前朝的兴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天险挽救不了六朝覆灭的命运。“七雄豪占”的军事要塞，如今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成了“闲人登览”的旅游玩赏之地。通过这一巨大变迁的描写，读者自不难从中领悟到江山守成在德政人和而不在险要地理的历史经验教训。此外，金陵距当涂毕竟有百十里之遥，那“西州更点”又岂可得以“历历数？”词人于词末牵入六朝故都西州（代金陵），隐含了词人希望人们牢记这历史的晨钟暮鼓，引以六朝为戒啊！而这一切意蕴又蕴含在对于有选择的客观景物的描述中，毫无直露、浅薄之弊，不是词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只是寄意象内，让读者去细心品味其中三昧。这就收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真令人感叹不已。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