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河杨柳。见我五年三执手。红泪多情。待得重来走马迎。
隋河杨柳。见我五年三执手。红泪多情。待得重来走马迎。
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喧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喧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喧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这是一首写“床前帐”的咏物诗。诗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那架随风翩翩而动的帷帐，在床前已经挂了很久。它是诗人的嫁妆之一，当年，带着它来到夫家，如今，又要带着它回到娘家。把它解下来收藏在箱子里，不知何时还能再度挂起?
语气极为平淡，自然道来，不假任何雕饰，却达成了一个情意浓厚的境界。卧室之内，心情凄苦至极的诗人，对着相伴她多年的帷帐呆呆地凝视着。这是一架华丽的帷帐，它那翩翩的动态，勾起了诗人无限的回忆。二十多年来，在这用作遮掩的帷帐之内，包孕了多少爱情蜜意！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如今，主人再也不需要它了。“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仿佛帷帐成了知己，诗人对它絮絮叙说着衷曲，叙说着今与昔的一切。然而这些又有何用！抛开这割不断的思绪，赶快收拾行装吧！解下帷帐仔细地叠好，连同那二十多年的情与意一并锁入了箱子里。此刻，诗人又禁不住叹息着：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被挂起来呢？
乍看起来，诗人是写对帷帐的深深同情，“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对帷帐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而细细想开来，这种同情与忧虑不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吗？自己青春年华已逝，这时被丈夫抛弃，何时能得到欢乐？又到哪里去寻找欢乐？因此，诗人只能自我哀怨，借咏叹帷帐来寄托自己遭遇的不幸。
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以不再被用的帷帐，象征被丈夫抛弃的诗人自己，以怨而不怒的笔调，借咏床前帷帐揭示自己的爱情悲剧，不失为一篇佳作。
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诗的前两句写南朝都城金陵据山川之险，又上应天象；后两句借徐妃以半面妆接待梁元帝事，讽刺南朝皇帝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别出心裁，巧妙运用典故，以小见大，并借题发挥，在对南朝皇帝的讽剌中隐寓对晚唐君主苟安现状的不满，寄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诗篇幅虽小，含意却深。
该诗的显著特征是采用了拼接组合的对比手法，揭示南朝短命的原因。
前两句谓六朝建都的金陵有虎踞龙盘之固，且面临长江天堑，南朝统治者自持天地之险，王气上应天象，可以江山永固，划江而立，长保均分天下之势。然而除了东晋以外，在此建都的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六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更换，这往往引起史家与诗人深深的思考。
李商隐的这首诗在六朝亡国的万千头绪中拈出一端：“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徐妃半面妆”谓梁元帝与妃子徐昭佩不和。徐妃以妒出名，后被元帝逼死。这本是宫闱异闻，不关乎南朝兴亡的国事。再则梁元帝建都江陵，也不是建康。诗人以萧梁事概括江左南朝，属以点代面；徐妃以“半面妆”讽刺梁元帝一眼眚瞎，发泄对元帝冷置的不满，原本属于后宫争宠琐事，诗人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借此讥讽南朝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借题发挥，将“半面妆”和南朝统治者自恃的“分天下”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用“半面妆”这种蔑视帝王权威的嘲弄戏谑，轻轻抹倒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形胜与王气，不但使事灵变，妙语解颐，讽刺尖刻而不失幽默，而且在讽刺中表露了对不图进取，但求苟安的统治者的批判。
从结构上看，前两句先从负面蓄势，第三句的“休夸”为全诗枢纽，逼出下句，而“此地分天下”则承上二句。末句“只得”的限制，宾语“徐妃半面妆”配合得横岭侧峰，使此句言外有言，语脉摇曳而用意深邃，匠心独运。首句“地险悠悠天险长”，句内反复出现两个“险”字，正是全诗负面的“关键词”，再加上复音词“悠悠”的拖腔拉调，更显露了对持险可以固若金汤的统治者心态的批驳讥讽。从构思上看，这首诗单举萧梁事以概南朝，举的又是“半面妆”这种小事，采取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之法。表面上是写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实则有晚唐的影子。晚唐政权的力量日渐衰微，实力甚至比不上南朝中分天下的半统局面。所以，这首诗不仅在怀古，实为现实当局而发，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是此诗更重要、更深刻的用心所在。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