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里从容何日是。偷闲著便寻幽事。见说小桥清浅水。梅欲蕊。吟边陡觉添风味。
官里从容何日是。偷闲著便寻幽事。见说小桥清浅水。梅欲蕊。吟边陡觉添风味。
“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上，是唐人春游最繁华的景点之一。刘希夷此诗从天津桥写起，因为天津桥下洛水是清澈的，春来尤其碧绿可爱。诗中“阳春水”的铸辞，引人入胜。与“天津桥下阳春水”对举的，是“天津桥上繁华子”，即纨绔公子——青春年少的人。以下略写马嘶入云以见兴致后，就巧妙地将春水与少年，揉合于倒影的描写：“人影动摇绿波里。”
意象飘逸，如镜花水月之虚幻。这种梦幻般的色彩，对诗中所写的快乐短暂的人生，起到点染之功。紧接写水中（或岸上）的砂，和倒映水中的云霞，以陪衬人影。词藻华丽，分别融合化用了“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谢灵运）的赋句和“（锦）文似云霞”（《拾遗记》）的文句，又以顶针的辞格衔接上文，意象、词采、声韵皆美。这段关于东都之春的描绘，最后落在宫门内外的碧树与春花。梁简文帝曾有诗道：
“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诗人以赞叹不绝于口的排比句式出之：“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伤心”、“断肠”的固然来自好景不长，以及与杨柳、桃李有关的其它联想。但诗人连呼可爱，又似乎是喜极之辞。或者，他此刻“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闻一多）这种富于柔情的彻悟和动人春色本身，都能撩起无限暇思。
春游意兴已足，公子将归何处；“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诗人将人间的艳遇，安排在自然界的春意中，构思是巧妙的。效果是双重的。那“飞来飞去公子傍”的，可能是“郁金香”，也可能是“歌舞”，语义双关。满堂氛氲，舞姿妙曼，公子必已心醉目迷了。诗人这时用两句分别描绘华堂景物和美人的花容月貌，“的的（明亮）珠帘白日映，娥娥（美好）玉颜红粉妆。”（《古诗》“娥娥红粉妆。”）闲中著色，有助于表现歌筵的欢乐。“花际徘徊双蛱蝶，池边顾步两鸳鸯。”在这精巧的景色穿插中，蕴含着这样的构思：成双作对的昆虫水鸟，促使恋人迅速效仿。“蛱蝶”、“鸳鸯”为性欲蒙上了一层生物学的面纱。“倾国倾城”、“为云为雨”两句，更是直白地暗示着情欲的放纵了。这两个措辞直接出自汉武帝李夫人、楚王神女的故事传说，颇有狂俗的感觉，然而施诸娼家场合，又以其本色而可喜。这种颠狂，乃是都城诗里常有的内容，而闻一多对卢照邻诗的批评：“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正可移用于此诗。
“古来容光人所羡”以下，诗人将笔墨集中在热恋双方的山盟海誓上，拓出了一番新的境界。前四句是公子声口，“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化用张衡《同声歌》。但“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本是女性口吻，到陶潜《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等句，转为男性谦卑口吻，便是一个创造。此诗则既沿陶诗作男性口吻，又如张作只写两愿。“愿为明镜分娇面”的构想尤妙不可言。不说“观”娇面，实则已包含化镜观面的献身之意，又兼有“分”享女方对美的自我陶醉之意，充分表达了爱的情愫。“与君相向转相亲”六句是艺妓的答辞，总括起来八个字：永远相爱，同生共死。梁代王僧孺诗云：“妾意在寒松，君心若朝槿。”意在怨恨男方之恋情如木槿，朝花暮落，不像己心如松树耐寒持久。这首诗反用其意作“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末二句意思是在生愿结百年之好，死后也愿同化北邙飞尘。“百年——千秋——万古”，既有递进，更增加了夸饰的色彩。沈德潜评此节为“公子惑于声色而娼家以诳语答之。”（《唐诗别裁》）
如果与《长安古意》比较，《公子行》却别有一种倩丽风流，这首诗对仗工丽，上下蝉联。在对叠律的运用上，穷极变化，尤有特色。诗中使用最多的是叠首换尾的排比句式，一般用于段落的起结处及对话中（“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形成一种特殊的顿挫，又造成重复中求变化和一气贯注的韵调。此外，各种带有复叠的对仗句也逐步可见。此外还有顶针格（如第四、五句衔接）和前分后总格（“美女”、“娼家”分合的三句）的巧妙使用。这些都有助于全诗形成一种明珠走盘的音情，为这首春歌增添了不少风姿。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