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宋之问的宫廷诗比沈佺期的要复杂些,虽然这仅是在基本一致的风格中所发生的轻微个性变化。他的最好的宫廷诗完全不像应制诗,而是优美自然的抒情诗。这首《扈从登封途中作》是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宋之问在随皇帝登嵩山祭天所作。古代帝王为报答天地恩德,并向天地祈求福寿,常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地祭地为“禅”,后来扩大为五岳都可封禅。
整首诗对仗工巧,锦绣成文,充满对武则天的歌功颂德。此诗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游河南洛阳龙门,命随从官员作诗,左史东方虬诗作先成,武则天赐给锦袍,之后宋之问献诗,武则天赞赏其诗句更高,又夺东方虬的锦袍赏给宋之问。
词人借一位流亡江南女子怀念流落远方良人的口吻,描写了国破家亡的痛苦。
上阕写女主人公自京城汴梁被金人所破后对离散了的亲人的思念。“直自凤凰城破后”中的一个“直”字点明了自城破至今思念一直不断,而这种思念又不同于一般的离别,还包含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的惊恐与担忧。“擘钗”与“破镜”是离乱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家庭在战乱中的毁灭,意味着恩爱夫妻被生生拆散,而“分飞”则进一步点明在仓皇中各奔东西彼此离散。“天涯海角信音稀”承“分飞”而来,进一步描写了亲人的分离。“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写出女主人公怀念良人的思绪的纷乱,“辽海”与“玉关”本相距万里,一在东北,一在西北,这里是泛指,表明女主人公不知良人流落何方,因而梦魂也无定向。
下阕写女主人公翘盼良人归来而始终未归,这仍然是朝暮思念的继续,而盼归不归则更增加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痛苦失望。“月解重圆星解聚”对下句“如何不见人归”是一个反衬,“解”字用得十分妥帖,“月”与“星”本是自在之物,无所谓知道与否,但词人把月缺月圆、星散星聚的规律看作它们知道再圆再聚,这既有客观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又寄托了词人的主观意识,使之更好地对下句进行衬托。“今春还听杜鹃啼”中的“还”字饶有意味,它暗示往年此时正阖家团聚,而今只有自己一人独听子规啼血,哀不待言。“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这两句结尾尤耐人寻味,在内容上反衬出词人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哀痛心境,在艺术上则呼应上阙的“天涯海角”和“辽海北”、“玉关西”。上下贯通一气,结构显得圆润统一。
全词笔调婉转,格调哀伤,词情凄苦,在动乱社会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中,重点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它无异于一曲催人泣下的乱世悲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