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作者晚年。诗题取首句前二字,实类“无题”。
首句写堂静。用静中之动来反衬其静。虚堂,空堂,用《庄子》“虚室生白”之意。孤身独处,更无他人,所以觉得堂屋是空荡荡的。孤身、夜深,空堂显得分外寂静,只听到堂外草丛中不知什么虫子在鸣叫着。“草虫鸣”是静中之动,因“寂寂”才能听见虫鸣;听得见虫呜,愈见堂之“寂寂”。如此一个静悄悄的堂屋,正可酣眠。
然而,次句却写人不眠。此时,独处于堂屋之中的诗人斜靠在枕头不能成眠。堂寂,虫鸣,都是他在不眠之中感觉到和听到的。之所以“不眠”,是因为“难忘旧情”,旧情萦绕在诗人心头,令他难以忘怀。旧情之“情”,在这里不应解作“恋情”或“爱情”。一是不曾听说诗人生平有过浪漫的或不幸的爱情,再是从三四两句的意境与全诗的氛围看,也与恋情无涉。所以这里的旧情,也是作者《江南春二首》之中的“愁情”,即“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范雍《忠愍公诗序》曾说:“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那么,这里的“旧情”可以归入“此意”。另外,诗人说成“旧情”,是故意含糊其辞。总之,暮年迁谪,流落不归,是诗人一生中愁沁心髓的不幸,他难以忘怀,袭上心来时,就要欹枕难眠了。
按照作品的思路,下面本来应该倾吐作者难忘旧情的悲伤,而诗人却没有这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于是他绕过“旧情”把目光转向窗子,来了个写景句:“斜月半轩疏树影。”月光斜照在半截窗户上,又把稀疏的树影投在堂屋的地上。树影摇曳不定,诗人已感到寒意,所以他觉得夜半更深的风露更加凄清了。诗到此句,便戛然而止。
其实诗人并没有忘记旧情。尽管“旧情”只如一个闪电,瞬间便消逝了,而更多的笔墨用于写景。但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已着上了“旧情”的色彩,而使一切景语皆成了情语。起笔的“虚”字就语涉双关:“虚堂寂寂”,是他自己的灵台孤寂,方感到空堂分外寂静;他把目光转向窗户,看那月光,看那树影,原是为了解脱“旧情”的萦绕,但是,看到的又是凄清的环境,而环境的凄清正是他心境凄然的反照。总之,诗人于“旧情”欲言又止,只是在亦即亦离之中,融情入景,描绘眼前景物,构成一种凄迷的氛围,烘托出一缕难忘旧情的凄楚的情感,这就比直陈胸臆,显得更加缠绵悱恻,蕴藉婉曲,余味不尽。同时他身为大臣,政治上的不幸际遇是不好多说的,也只能出之以委婉之词,点到为止。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诗的前两句写南朝都城金陵据山川之险,又上应天象;后两句借徐妃以半面妆接待梁元帝事,讽刺南朝皇帝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别出心裁,巧妙运用典故,以小见大,并借题发挥,在对南朝皇帝的讽剌中隐寓对晚唐君主苟安现状的不满,寄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诗篇幅虽小,含意却深。
该诗的显著特征是采用了拼接组合的对比手法,揭示南朝短命的原因。
前两句谓六朝建都的金陵有虎踞龙盘之固,且面临长江天堑,南朝统治者自持天地之险,王气上应天象,可以江山永固,划江而立,长保均分天下之势。然而除了东晋以外,在此建都的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六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更换,这往往引起史家与诗人深深的思考。
李商隐的这首诗在六朝亡国的万千头绪中拈出一端:“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徐妃半面妆”谓梁元帝与妃子徐昭佩不和。徐妃以妒出名,后被元帝逼死。这本是宫闱异闻,不关乎南朝兴亡的国事。再则梁元帝建都江陵,也不是建康。诗人以萧梁事概括江左南朝,属以点代面;徐妃以“半面妆”讽刺梁元帝一眼眚瞎,发泄对元帝冷置的不满,原本属于后宫争宠琐事,诗人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借此讥讽南朝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借题发挥,将“半面妆”和南朝统治者自恃的“分天下”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用“半面妆”这种蔑视帝王权威的嘲弄戏谑,轻轻抹倒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形胜与王气,不但使事灵变,妙语解颐,讽刺尖刻而不失幽默,而且在讽刺中表露了对不图进取,但求苟安的统治者的批判。
从结构上看,前两句先从负面蓄势,第三句的“休夸”为全诗枢纽,逼出下句,而“此地分天下”则承上二句。末句“只得”的限制,宾语“徐妃半面妆”配合得横岭侧峰,使此句言外有言,语脉摇曳而用意深邃,匠心独运。首句“地险悠悠天险长”,句内反复出现两个“险”字,正是全诗负面的“关键词”,再加上复音词“悠悠”的拖腔拉调,更显露了对持险可以固若金汤的统治者心态的批驳讥讽。从构思上看,这首诗单举萧梁事以概南朝,举的又是“半面妆”这种小事,采取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之法。表面上是写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实则有晚唐的影子。晚唐政权的力量日渐衰微,实力甚至比不上南朝中分天下的半统局面。所以,这首诗不仅在怀古,实为现实当局而发,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是此诗更重要、更深刻的用心所在。
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