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这首诗刻画了一个骑着紫骝马即将奔赴战场参加征战并热烈期盼得到君王封侯加禄的“侠客”形象，表现了当时少见的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与理想，寄托了作者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志向。前四句描写侠客以及骏马的英武形象，后四句转而抒发侠客的豪情壮志。全诗一气呵成，笔力雄健，气势轩昂， 风格豪放。
一二句写“侠客”骑着紫骝马，再次来到此地。一个“重”字，暗示了战争的再次发生，也暗含“侠客”报效祖国的激情。诗人没有直接描写“侠客”的形象，而是着重描写他手中的马鞭以及胯下的紫骝马，借此烘托“侠客”；“金鞭控紫骝”句中的“控”字，非常形象，凸显了“侠客”强壮有力及其杀敌信心，也写出了紫骝马的高大威猛。
三四句继续用烘托的手法，进一步刻画“侠客”形象。首先描写了“侠客”身上的武器——蛇弓和白羽箭。“白羽箭”是用典。《北史·突厥传》载：“（隋炀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急如箭也。’”由此可知，这“白羽箭”不仅是武器，也说明了当时紧张的局势。接着描写紫骝马身上的装饰——白色的缰绳和毛茸茸的红色佩带，真可谓是好马配好鞍。
五六句是诗“起承转合”中“转”的部分，由一、二联对紫骝马等的描写，过渡到尾联的抒情。从字面上看，写的是紫骝马，实则交代了“侠客”的来历以及他的目的地。“长鸣向北州”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实写紫骝马朝着北州悲鸣，虚写“侠客”之悲；同时，照应首句“重周游”，也说明了“侠客”“重周游”的原因。“向北州”的原因是“北州”被匈奴占领，同胞在其他民族的欺压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直接抒发了“侠客”的豪情壮志，表明“侠客”此行的目的：报效国家，封侯授爵。“匈奴今未灭”上承“长鸣向北州”句，交代了“长鸣”之因，也照应了首句“侠客重周游”。诗句写出了侠客的侠情侠气，同时也掺杂着作者自身的生活现实和个人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