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一开头,作者就对“花”“月”“酒”这些为一般诗人所沉湎而讴歌的事物加以否定,表明自己并非“风月派”。说花是无知的,不必为花伤情,月是无聊的,不必为之徘徊流连,酒也是无法消愁解恨的,更不必沉湎,不必讴歌。下面“把天”四句,进一步以丰富的想象表明自己并非抒写闲愁的“风月”词人。词中说,要把“风月派”赞美的艳丽茂盛的桃树砍断,杀他风景要把吟风咏月诗人讴歌的鹦哥煮熟,做下酒菜。作者为什么对“风月派”诗人讴歌的事物如此忌恨如仇。他曾在《词钞自序》中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此篇是中年之作,正是写苏辛慷慨之词的时候。另外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谈到:“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应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而那些“逐光景,慕颜色”的“风月花酒”之作,“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由此可见,他对诗词“只吟风月”是否定的,这里表现了他以诗词用世的积极态度。“焚砚”三句,是世事不容,“老不得志”而发出的激愤之词。作者年幼读书,“自竖立,不苟同俗”,虽有出众才华,结果过了“而立之年,仍无“而立”之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才而已。这怎不使作者愤愤不平。“焚砚”三句,写决心要一反常规,不再读书、写字、弹琴、作画、写文章。“焚”“烧”“椎”“裂”“毁”“抹”等几个动词,既生动又形象地勾出作者激愤决绝的神态。“荥阳”三句,是引《李娃传》中的常蝇刺史之子郑生奉父命赴长安应试,爱上妓女李娃,弃试,流连花巷,钱尽被逐街头行乞的故事,借以自喻,表示对封建礼法的蔑视。
下片继续写自己贫困潦倒,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开头两旬写自已从来就是穷命相,这是难以更改的,任人笑他头戴教席帽,身穿秀才衣的瘦骨伶仃模样。“看蓬门秋草”的“看”提领以下四句,写家门贫困,冷落孤单。“蓬门”指家门贫寒,“秋草”写门前冷落。作者曾有诗写道:“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在《七歌》一诗中写此时生活是“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是“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是“寒无絮络饥无糜”,“空床破帐寒秋水”,其贫困之状可见。词中的“疏窗细雨,夜夜孤灯”,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冷落孤寂——细雨敲打着稀疏的窗棂,夜夜是孤灯伴着自己,“自刻苦,自激愤”地读书。作者曾在《自叙》中说:“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这就是他入仕之前的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放荡不羁,漫骂无择”,经常“敖言高谈,臧否人物”,如此更被世人视为“狂”、“怪”。更重要的,板桥是生活在清朝前期的汉族文人,其时国内民族矛盾仍很尖锐,文字狱屡见不鲜,他目睹者竟达十二次之多。板桥好友杭世骏就是因条陈“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板桥的同窗陆骖因文字狱而被戮尸;板桥自己也被迫将已刻好的诗钞址十儿首明显地流露反满情绪的诗从板子上铲去。这炎凉的世情,这深重的压迫,使他情不自禁地呼出:“难道天公,还箝恨风不许长吁一两声?’’这是以反诘句式将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投向那不平的社会。此是全词的点题之笔。表面上是质问天帝,实则指责人间,抨击清统治者,“恨”字极写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之情。这不仅是板桥个人的恨,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的心声。
“颠狂甚”是借用世人语。因作者不肯从俗,因而常遭白镢,并斥为“狂”、“怪”。这里借而用之,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精神。结句说:我要取百幅乌丝格纸来细写自己凄清情怀。“凄清”一词,表明自己写的绝非“风月”之作,而是抨击社会,抒写个人怀抱的词章。
这首词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想象奇特,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运用反语激词来抒写自己情感,更加强烈、感人,通过具体的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渲染清苦的生活,生动形象,词语通俗,用典活脱。这首词当时即已为人传诵,板桥在《刘柳鄙册子》中说:“南通州李瞻云,曾于成都摩诃池上听人诵予《恨》字词,至‘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皆有赍咨涕演之意。后询其人,盖已家弦户诵有年。”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