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当年丫髻人，凭虚驭气今安在。
百千年树见栽时，新承雨露入昭代。
托根南极殿下生，巍巍直与天枢对。
纷纷牛马已成尘，露叶风枝今几载。
是时鸾凤一来栖，枭狐不敢鸣妖怪。
一朝名字动至尊，不见尊形空粉绘。
多少黄冠尽白头，依神正直人再拜。
老榛何物敢干名，直恨惟有苏仙爱。
方今南北同一天，孤标不见贞元会。
疑是当年丫髻人，凭虚驭气今安在。
百千年树见栽时，新承雨露入昭代。
托根南极殿下生，巍巍直与天枢对。
纷纷牛马已成尘，露叶风枝今几载。
是时鸾凤一来栖，枭狐不敢鸣妖怪。
一朝名字动至尊，不见尊形空粉绘。
多少黄冠尽白头，依神正直人再拜。
老榛何物敢干名，直恨惟有苏仙爱。
方今南北同一天，孤标不见贞元会。
江山已易主。在词人王沂孙那里。故国之意仍是一丝扭不断的情结。连新月也被词人赋予了这层含义。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永恒规律面前，词人希冀把握住一种必然。面对宗祖沉沦，今昔巨变之痛，词人借咏新月寄寓了对亡国的哀思。全词将赏月、观月，因月感怀作为线索，绵绵君国之思，全借咏月写出，托物寄怀，耐人寻味。
上片描绘新月，刻意渲染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极写它的妩媚动人。“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冥。”由“渐”字领起，刻画初升的新月，烘托出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新月如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悬挂柳梢之上。新月渐升，月色轻笼花丛，轻柔的月色象无力笼花，若有若无地穿流于花间，不断升腾仿佛分破了初罩大地的暮霭。三句充满新意地写出新月的独特韵致。对清新美妙的新月，生出团聚的祈望。接着，“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深深拜”三字，写出“团圆意”的殷切期望。但同赏者未归，词人不免顿生“相逢谁在香径”的怅惘，欣喜和祈望一瞬间蒙上了淡淡的哀愁，新月也染上凄清的色彩。由憧憬变为怅惘，不觉以离人之眼观月。纤纤新月好象尚未画好的美人蛾眉，想是月中嫦娥伤别离之故，借嫦娥之态托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自伤孤独之情。
“画眉未稳”应和“新痕”。与紧扣“素娥”、“离恨”由月及人，虚托出词人委婉曲折的情愫。“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由月中嫦娥的象外兴感折回新月。在无垠的夜空中，新月象银钩似的遥挂在夜空。夜空浩茫，新月何其小也。秋空之“冷”，新月之“小”它使词人对新月的怜爱之情，具有一种幽渺的意蕴。
上片词人表达了对新月在浩茫宇宙中之渺小的怅惘之情，随之下片将笔一纵，大墨一挥“千古”振起，语意苍凉激楚。“千古盈亏休问”一语括尽月亮与人世来盈亏往复的变化规律。由此领悟到支配无限时间永恒规律的宇宙感，反观人世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容人问的悲哀。“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玉斧修月之事，表现出极为沉痛的回天无力复国无望的绝望和哀叹。“休问”、“慢磨玉斧”（慢同谩，徒劳之意）、“难补金镜”的决绝之语，表达一种极其绝痛、惶惑和悲哀的情感。涵括着一种融历史透视和宇宙透视为一体的时间忧患意识。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总括历朝宋帝于池边赏月的盛事清景。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曾临池饮酒，学士卢多逊作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临池之举。王沂孙此词中的“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由感而发，寥寥几笔，写尽古今盛衰，此时已物是人非，情景凄凉之极。
“故山夜永”，“夜永”托出残月黯淡之景，象征亡国之哀。漫漫长夜中，永久无尽地煎熬着亡国遗民的心灵。至此，已将词人的亡国哀伤写到极致。“试待他、窥户端正”，奇峰另起，见出沉郁顿挫之姿。
“窥户端正”应上“团圆意”。故乡山河残破，设想他日月圆之时，“还老尽，桂花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月亮自是盈亏有恒，而大地山河不能恢复旧时清影，其执着缠绵地痛悼故国之情，千载之下，仍使人低徊不已。
唐人有拜新月之俗，宋人也喜欢新月下置宴饮酒。临宴题咏新月，也是南宋文士的风雅习尚。赏月观月、因月感怀，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循着作者因新月而生的今昔纵横的意识情感流动轨迹，和新月相系的人情典事，寄托词人的怀国之情。
《郑风·丰》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个屈从父母意志的弱女子，她没有对抗父母的干涉。她的遭遇是不幸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深同情的。虽然，她未能与心上人结合，但她对心上人的挚爱之情却丝毫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更加深切了。在她的脑海里，爱人的容貌是那样的丰满美好，体魄是那样的健壮魁伟。想起这些，她的心中充满了无法消解的悔恨之情！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爱人在巷口、在堂上等她去成亲，幸福生活仿佛在向她招手。但却因父母的变卦，最终她没有能跟他走。如今悔恨之余，她要作最后的努力，呼唤爱人重申旧盟。她幻想自己穿上了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迫不及待地呼唤男家快来人驾车迎接她过门去成亲。这种由满腹悔恨引起的对幸福生活无限向往的强烈感情，在诗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诗中抒情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望的追求。她其实并没有找到越过急流险滩通向幸福彼岸的渡船。在诗中，读者充分了解她的怨恨之情是对着她父母的，但却无法知道她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父母的态度。她只能幻想有朝一日她的心上人派人来把她迎娶过去。看来等待她的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可悲命运。可以说，这首诗是对旧社会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
抒情主人公对爱人的感情是深沉的，对自己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流露出极度的悔恨，希望爱人重申旧盟心情表达得极其迫切，一句话，直抒胸臆，酣畅淋漓为此诗抒情的一大艺术特色。一、二两章中抒发的未能与爱人结合的悔恨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叹息声；三、四两章中抒发的迫切想与爱人结合的向往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呼唤声。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都极其成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抒情主人公由深深的悔恨而引起的向往幸福生活的幻觉，这种悲剧意味极浓的感情大跳跃，读者读后不能不为之动容。
词的上片写病起后的心境。起句写其不思饮食。言其想着强吃一点，效果却不理想，身心状况并没多大起色。次句写因应之策。言其既然“强欲加餐”效果不好，万般无奈，只好陪伴病僧，长期吃斋念经，托身佛门。第三句写自己的心境。言此时此地，内心-片空虚，犹如缭绕的香烟从心头飘过，连一点香灰也没留下，真是万念俱寂，了无尘心，远离世界，清高极了，也淡泊极了，表达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情思。
词的下片写独坐停云观云、体验云之出没的理趣。“山上”句写云之出岫。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此处似化用其意，并以云自比，言自己早年本来无心出去做官，以功名富贵，就像朝来“云无心以出岫”，随风飘流一样，到处漂泊。“次第”二句从“鸟倦飞而知还”脱胎，言自己像出山之云，行雨之后就应归来一样，自己出而做官，为霖为雨，以济苍生，晚来，也是应该的。言外之意是说，落职还乡，也是一种归宿，自慰，真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这四句以“云出岫”起，以“和归来”结，完整地体现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此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不能为此言也。”对于此词所写，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应当说它表明了作者胸怀淡远，不能以普通景语视之。
这首诗中菊花意象应是诗人自况。
诗先写“叹”的原因是“移时晚”。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菊花应在深秋开放，重阳节是赏菊的好时候。檐前的菊花因为移植的时间晚了，没能赶上在重阳佳节引万千人瞩目的环境中绽放。
其后，“明日萧条醉尽醒”，没有了重阳佳节其乐融融的氛围，赏花人的兴致由浓转薄直至曲终人散，你开的再绚烂多姿也没有什么用。
再写“众芳”被采撷，反衬甘菊不被用，更可叹。篱边的野花被精心采摘，甘菊因为生不逢时，即使花蕾缀满枝头，非但不再会有人驻足欣赏，而且将敌不过要与残酷风霜抗争的命运。诗人在诗作中叹息庭前的甘菊生不逢时，实为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家平定叛乱尽一份绵薄之力。杜甫饱读诗书，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却始终壮志难酬。诗人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磅礴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纵横交错，抽象的情感经验凝聚成菊花意象。“甘菊”有着极佳的药用价值，却不被人们所采摘，诗人满腹经纶，却得不到君王重用，落得“移时晚”的结局，诗人与菊花有着相似的命运，菊花内蕴为诗人心内之象的写照。
这首诗的尾联“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看似在嗟叹菊花长的枝繁叶茂，却不能避免风雪寒霜的打击，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菊花傲煞霜雪的气概，衬托出了菊花高层次、高品味的风格美。不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社会多么凋敝，杜甫决不在它面前闭上眼睛，而是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示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途径。
菊花的文化寓意与诗人的高尚情操相得益彰，菊花的顽强执著精神与诗人永不磨灭的意志交相辉映，而菊花的审美意蕴也正与诗人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相映成辉。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