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与故人的分离，总是让多愁善感的诗人黯然神伤。山长水远，生死契阔，不知何时方能相见。诗人走走停停、频频回首，最后索性下了马车，与朋友临水而坐，把酒共饮。起句点明别离的主题，“重分携”、“驻归驾”，表现了和友人依依惜别的深重情意，奠定了整首诗浓厚的情感氛围。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这里不是孤立地描写景物，而是借此表现诗人的情感活动。这里一切安详静谧，放眼望去，天长水阔、无涯无际；自然界万物自由生长、生生不息、此消彼长。此联描画远景，意境阔大明朗，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笔端，纳浩浩江流于眼底，为整首诗渲染出了一个江流邈远，山色苍茫的氛围。着墨极淡，开阔空白、疏可走马，却给人以伟丽雄奇之感，深得国画淡处着色而气韵生动之三昧。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诗人在这里表明万物相互凭借、相互统一的关系。朔风吹过，会有大雪三日；形成天地的要素掌握着天地万物本原的发展变化。陈子昂《感遇》有句：“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遗山由此悟到凡事都有典定数，于是他开解朋友并宽慰自己：就这样吧，生死穷通皆有定，悲欢离合总难免。此时诗人的心境已渐渐从离别的伤怀中解脱出来，变得目光开阔，心明朗。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九座大山郁郁青青、山势险峻、气韵峥嵘、壁立万仞而不可凌辱。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清刚雄健、格调高远的图画，使远归和送别之人心胸为之一廓。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上联气势雄健，此联舒缓柔和，形成鲜明对比。清冽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只有微风偶尔掠过时，会在水面上激起淡淡的水纹；身着素羽的鸟儿悠闲自在地在天空中缓缓飞翔，轻轻滑落在长满青草的水渚。“寒波”和“白鸟”，“淡淡”和“悠悠”，“起”和“下”，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将“寒波”和“白鸟”都拟人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情感。“淡淡”、“悠悠”两个叠字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水的平静和鸟儿的从容；而“寒”和“白”则用淡墨着色，留出大量的飞白，简笔勾勒出了一幅冲淡平和、宁静闲雅的幽美意境。两句表面上是写“水”和“鸟”有情，其实还是写作者之情。一是体现诗人面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致，不由得心胸豁然开朗、悠然自得的心情。二是寓有诗人的寄托。既然社会如此动荡不安，还不如退而临水，过一种安详宁静的生活。此联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景中有情，言外有意，堪称千古绝唱。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自然的景致是如此闲淡有致，而诗人归去的心情，却是急迫的。用自然物态的悠闲自在、从容不迫，来衬托诗人的似箭归心，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前人常用“壶觞”来表示饮酒闲适的生活。如陶潜《归去来辞》：“引壶觞以自酌。”面对如此美景，诗人禁不住把酒临风，吟诗长啸。这是历代文人诗酒生涯的理想生活图景：置醇酒一斛，约朋友两三，觅美景一处，流觞曲水，吟诗唱和……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飘逸。然而，诗人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想起在尘世间的劳碌奔波，远离家乡的漂泊、知交的零落，诗人不由得悲从中来，仰天长叹。
“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进一步描写归途的景色。长亭相送，终有一别，诗人与朋友洒泪告别，登上了漫长的赴任之路。当辚辚的马车渐行渐远之时，诗人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看到朋友们仍旧伫立长亭，但身影已经模糊不清，终于织进了一片漠漠烟林……此情此景，宛如一幅澹远清隽的小画，韵味深长。此联境界恬淡，气韵生动，颇有王维诗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韵和陶潜清新明丽的美感。
这首与众不同的留别诗，没有将笔墨花在写离情别绪上，恰恰相反，它表现的是对这种情绪的超脱，通过大段的写景它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解脱，对心灵超脱境界的向往，否则就难以理解这首诗，特别是诗中的景物描写的深意。全诗由交代离别折向眺望之景，又回到抒发感慨，最后复归为“无我之境”的超然，跌宕有致，而“怀归”二句实乃点题之笔，不可放过。作为五古，这首诗也体现出元好问的诗风。
王维有诗《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陌上新离别，苍茫四郊晦。登高不见君，故山复云外。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与这首《观别者》诗同一机杼。只是这首《观别者》写法上很别致。它借陌上人的惜别，来表现自己的宦游之悲。
青青河畔，杨柳陌上，依依别离。似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之风，又宛若“杨柳依依”之韵，离别之境，自然而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爱子”一游，或为生计，或为功名。尚有高堂，已是老亲，又怎舍得弃高堂于不顾呢。一“爱”字，一“老”字，各种情境，只有画中人懂得。心念老亲，然生计所迫，远游原是那般无奈；此行远去，尚不知明天深浅，自然又有新的忧愁升起。此番远游，归期难料，然心中那个“孝”字，又该如何书写。切切转向兄弟，满腔的心思，托付于手足之上；依依而望，对父母的牵肠挂肚，都诉诸四邻。都门帐饮，饮毕做辞，心底仍是万千不舍，一一惜别那熟悉的脸庞。同伴早已动身，飞奔而去，再停留怕是要追赶不上，只得挥泪阔别，迈向前方，而那转身的瞬间，早已是两行滚烫的泪花。转眼间，已然望不见“车徒”，唯留下滚滚的行尘，淹没了远去的身影，那远眺的双眸，目送着远方消逝的身影，早已是老泪纵痕。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吾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一句拉回现实，原来诗人只是一旁观者，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内心的触动，亦随着飘扬的尘土，沾湿了衣襟。
诗中画面，在古代并不少见，诗词之中亦不乏这样的诗篇，然右丞笔下的画面，却是那般情深。至亲别离，肝肠寸断，然生活所迫，又无可奈何。历史画卷中，重复上演了多少幕。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主角，不变的却都是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致，亲情、友情、爱情，一幕幕，一出出，在时空的帷幕里掀起层层浪花。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首寻春的小词。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寻春感受，而是在小词的开端，娓娓如话家常，将读者逐渐引入胜境：“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抱定了寻春的目的四处寻找，不如喝上几杯酒，在家门附近和春光不期而遇。其实，辛稼轩自己就是那种“着意寻春”的人。为了寻春，他风雨无阻，阴晴不避：“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鹧鸪天》）作者“柳外寻春，花边得句”（《满庭芳》）。他寻求、欣赏春天的妙趣，真可以说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程度。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此《鹧鸪天》小词中，他不但一开端就否定了“着意寻春”的佳处，而且还进一步辩解道：“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作者又说：刻意游春之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见到“山才好处”，人却已经疲惫不堪了，哪里还有十足的精神去赏春呢？有的时候，人的诗思还未成熟，而一场急雨却过早地来催他做诗，那诗就不可能做得好。
词题为“鹅湖归病起作”，说明作者前不久游览了名胜鹅湖山（今江西铅山县东）。从鹅湖归来后，他生了病。这一次他病得大概还不轻，性情倔强的词人不得不卧床休养了。一贯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辛稼轩自被朝廷罢黜后，常常借游山水来消除心中愤懑。现在他大病初愈，暂且无力出游，只好大唱“着意寻春”大可不必的高调了。辛稼轩虽然不能远游寻春，却在病愈初时徘徊于家门附近之际，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蓬勃春意，使他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作者在词之上阕并未明言他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春意，而是有所保留，正见出此春意的宝贵。这也正是稼轩词艺术表达的曲折含蓄处。若问辛稼轩如今在村头到底有何得，可先看他南渡这多年后每年寻春都寻到了什么。翻检稼轩长短句，会发现到处是这类词句：“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满江红·暮春》）“可惜春残风雨又”（《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闻道春归去，更无人管飘红雨”（《惜分飞·春思》）。在作者的春词中，春天总是那么满纸满行的娇软脆弱！年年盼春、游春的辛稼轩，虽然饱览着春的千姿百态，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春却给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下阕写词人移动着刚刚病愈的身体，手拄竹杖，穿上草鞋，向家门附近的田野漫步走去。“携竹杖，更芒鞋”，创造出轻松而随便的氛围，为下面与乡村春色猝然相遇时的喜悦心情做了不露痕迹的铺垫。
走着，走着，蓦地，若干亮色映入了作者的眼睛。词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在野草中间开放的野蒿花。这些不入品流、无人护理的花儿，这儿几朵，那儿一片，沐浴着春风，颜色鲜亮，别有一番健康秀美的魅力。“朱朱粉粉”，用语特妙。它把花儿鲜明的颜色和生气蓬勃、随处自由开放的特点简洁地描绘出来，也把词人与野花不期而遇时的喜悦心情含蓄地透露出来，大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作者在欣赏乡村花朵那无拘无束之形式美的背后，还有对它们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此次鹅湖归来，他已从乡村景物中获得了深沉的启示：“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城中娇嫩的桃李之花是经不起风雨的，只有在乡野溪头久沐风雨、倔强生长的荠菜花一类的花朵，生命力才更为长久，才真正启示着春天的奥秘。明晓了稼轩对人生的这种思考，我们就会接触到他目睹野蒿花时心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
当词人正为野蒿花所吸引的时候，另一番景象又把他的视线吸引了去：“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一些有说有笑的归宁女子，正沿着长满桑树的田间小路走过来了。这两句写得很美，“柔”字尤为巧妙传神。它不但状出桑叶之嫩，春光之新，而且衬托出村女那柔美的容貌、步态和笑声。这些村女快要回到娘家看到亲人了，所以心情是甜甜的，笑声是美美的。她们的笑声，感染着词人。这是农村淳朴自然、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好场景。他不禁驻足倾听，若有所思。这就是辛稼轩寻找到的春天。春天在乡野之花中，在村女的步履中，笑声里。
这村女便是春天的化身。如果把这“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和作者同期所作另一首《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的“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相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和后者在时间（寒食节）、景物（桑蚕）、人物（女）、语气（谁家）诸方面，都有着和谐的一致。所不同之处，是前者侧重于其音容的纯真无邪（笑语柔桑），后者则突出着其穿着的素朴无华（青裙缟袂）。然而这纯真无邪的“笑语”与素朴无华的“青裙缟袂”，本是统一于村女之纯朴的特质之中，原不可分割的。明乎此，便可断知，彼天真无邪的“笑语柔桑”之女，原也是衣着朴素的“青裙缟袂”之女。这两首《鹧鸪天》中的村女形象正可参照合读。“青裙缟袂”化用苏轼诗《于潜女》：“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诗中的于潜（旧县名，在杭州西）女，足不穿鞋，在风雨中穿行，体魄强健，风貌古朴，爱情真挚，其气质，足使齐鲁之贵族妇女相形见绌；其“青裙缟袂”，也成为了善于抗击风雨、具有春天般活力的一类人物精神的象征。而当辛稼轩将苏诗“青裙缟袂”之意象引入其词章中时，他便赋予了村女一种和苏诗中于潜女同样的品格，和他称颂的荠菜花、野蒿花同样的品格——在风雨中顽强生存、获取着持久的生命力的品格。作者被村女那普通而又不平凡的装束和充满生气的笑语所触动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这种景致出现在稼轩词中是有很深刻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作者南渡以来每年都在寻春，他在大量的寻春词章中寄寓着他的炽热的报国理想。他曾不遗余力地写奏折，提出抗金种种策略。然而，事实却告诉他，南宋的偏安小朝廷，很像是城中娇弱的桃李之花，经不住风雨的考验，这使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如今在罢黜闲居之时，他目接着乡野之花与青裙缟袂之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被点燃。春，存在于神州广大的乡野之中。这是辛稼轩此次寻春之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