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