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开头写谢安泛海：“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政治家。四十才出仕，后来位至宰相。前秦符坚军南侵，江东大震，谢安派谢玄、谢石大破符坚军于淝水。他早年隐居东山（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曾经和友人一道泛海。李白常以谢安自许，希望能象他那样以过人的才智，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他写谢安泛海，取他从海上回来的那个场面：“独啸长风还。”抓住独啸和长风这两个典型细节，丝毫不加刻画，只用了五个字，而海上风正急，巨浪翻腾，谢安归来时具有慷慨的豪气的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李白对谢安是怀着崇敬的感情的。“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表现谢安的高超的风度和感情，并给予很高的赞扬。《世说新语》（卷三）对谢安的泛海有很生动的记载。“逸韵动海上”，使我们想起这本书中描写谢安在海上遇着风浪的光景：“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按：指谢安）神情方正，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当海上风起浪涌，谢安表现出来与人迥然不同的超逸豪放的凤度使海船上的人都为之感动。“高情出人间”，李白赞扬谢安的高尚的感情超出于人间之上。也使读者想起《世说新语》的记载：“既风转急，浪涌，诸人皆渲动不坐。公徐然曰：‘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还。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这两句对谢安早年隐居不仕，颇有所感触。“灵异可并迹”，隐喻以谢安之才，如能出仕，就可以取得很高的地位。可是朝廷屡次征召，他都不肯去。“澹然与世闲”，他是那样安静地过着闲散的生活，正如《中兴书》所说：“安先后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李白对谢安辞官不就，澹然隐居的态度，是很赞赏的，他自己就喜爱隐居的生活，他说过：“云游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
下面几句写游五松山：“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这是很平淡的叙述。五松山可能原来没有通用的山名，李白才向经历世变的高龄老人征询。从这两句诗看来，五松山不是山的本名，而是李白给他命的名。“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五松山上满山都是松树，显得很清幽。松树特别引人爱赏的是风中的松声。诗人用了四句描写五松山的松声，精工别致。
“萧飒听洞壑，终年风雨秋。”这是写风较小时的松声。“响入百泉去”，描写风较大时的松声。“听如三峡流”，是写风势很大或很急耐的松声。李白观察松声很细致深入，绘影绘声地显示在各种不同的风中的松声及其形态的特点，并传出它们的神态。
“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纪述同游者。傲吏是傲岸，不驯的官吏，指常赞府。李白自己有反权贵、轻王侯的傲岸不屈的性格，常赞府在这方面大概也有相近之处。
“龙堂若可憩，吾当归精修”，龙堂精舍在五松山，精舍是学舍，集中生徒讲学之所。李白以当回龙堂精舍来精修学业结束全诗。这并非应酬之词，他非常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见到山中精舍很安静，舍外风景清幽，心里不觉兴起回来精修的念头。他年轻时候，曾在家乡的匡山读书，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也曾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总的来说，这首诗为五松山纪游，诗写游山，先写风景，诗中“灵异”二字使五松胜境在诗中兀然而出，秀色可餐；后写心情，“逸韵”、“高情”、两组词让诗人对五松山的喜爱之情从诗行中流溢而出。使此诗在构章建篇上独具特色。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这首诗首联叙事写情，平坦直露，写诗人卧病在家，人事隔绝，已使人有寂寞之感，忽闻得朋友远谪江西，惆怅万分。第二联紧扣“嗟”字写惜别深情。朋友远行，诗人因病不能相送，伤别之情倍添一层。第三联围绕“嗟"字，借孙楚、屈原的典故，交待友人行踪，喻写友人品性遭遇，抒发诗人对宦海沉浮之感和对友人的惋惜之情。最后两句仍用典故，以“可惜”归结“嗟”字。全诗笔墨饱满，情意厚重。诗人以龙泉剑埋丰城的故事，暗点出友人的贬所，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慨叹，同时也是对友人的安慰，暗示他会被再度起用，重施抱负。
首联直接写诗人当时因疾困床，与外界事务日渐疏离，社交范围大为受限。于这孤寂时刻，又传来友人将因贬谪而远行的消息。这消息令诗人既因离别而感到孤寂，也因友人远行而倍感忧伤，心头的感慨涌动，难以压抑，为全诗铺设了深沉悲伤的基调。“嗟”字的运用恰到好处，表达了多重情感：首先是对别离的惋惜，因与知己的离别而感到不舍；其次是对友人受贬谪的伤感，对此感到深深的同情；最后是对社会风云变幻的感慨，因友人被贬而对官场起伏、荣辱无常之事发出叹息。这个“嗟”字贯穿全句，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悲凉而沉重的氛围。
颔联巧妙地紧扣住“嗟”字，深刻地描绘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别离之情，呈现出他的情感起伏和心境变化，形成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画面。同时，诗人还通过虚构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他想象中的送别情景：友人远行，诗人因病未能亲自送行，从而加深了别离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忽然产生奇思妙想，用江边依依垂柳比拟自己内心的缠绵之情。这种虚实结合、自然朴实的表达方式，充满了丰富的意境和深厚的情感。第四句则透露出诗人的心已飞往江滨，即便身在河桥之上，心却早已飘向江畔，真切地描绘了诗人与友人深厚的情谊。与第三句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层次，为“送别”主题增添了更多的情感体验。
颈联以“嗟”字为中心，巧妙地交织友人杜审言的贬谪经历，描绘了他的命运起伏，同时运用孙楚、屈原的故事，将友人杜审言的才华与仕途跌宕融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惋惜和对世事的感叹。孙楚，西晋著名文学家，尽管才华出众，却因为傲慢而缺少了乡曲之誉，直到四十岁才开始从军。屈平以高超才华著称，因遭人诽谤被贬，流落沅湘，最终选择在汨罗河中自尽。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时，途经湘水，写下了《吊屈原赋》表达自己的情感。友人杜审言同样是一个“恃才謇傲”的人，此次被贬至吉州，途经两湖之地，沿途正是前贤足迹所到之处。诗人通过这些历史典故，呼应友人的遭遇，感慨友人杜审言在仕途中的坎坷，抒发了深切的惋惜之情，使诗歌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尾联以典故为基础，巧妙地运用“可惜”一词来汇聚“嗟”之情。诗人以龙泉宝剑埋于丰城的传说，含蓄地表达了友人受贬谪之事，映射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与此同时，也在暗中安慰友人，寄托了他再次得到重用、实现抱负的期望。这两句诗句将典故与现实情境融合得紧密无缝，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