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