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此词抒写了羁旅中的怀旧伤离情绪。词的第一叠写眼前所见,第二叠写所思之人,又将此平列的两段情景交织起来,使其成为有内联系的双头。
此词首句化用梁柳恽的名句第一叠“陇首”三句,是当前景物和情况。“云飞”、“日晚”,隐含下“凭阑久”。“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陇首,犹言山头。云、日、烟波、皆凭阑所见,而有远近方分。“一望”是一眼望过去,由近及远,由实而虚,千目关河,可见而不尽可见,逼出“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却仅用“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用“忍凝眸”三字,便将内心活动全部贯注到上写景物之中,做到了情景交融。
第二叠则反过来,先写情,后写景。“杳杳”三句,接上“忍凝眸”来。“杳杳神京”,写所思之人汴京:“盈盈仙子”,则写所思之人的身分。唐人诗中习惯上以仙女作为美女之代称,一般用来指娼妓或女道士。这目大约是指汴京的一位妓女。“锦字”化用窦滔、苏蕙夫妻之典。作者和这位“仙子”,虽非正式夫妻,但其落第而出京,与窦滔之获罪远徙,有些近似之故。此句是说,“仙子”虽想寄与锦字“,而终难相会。鸿雁本可传书,而说”断“,说”无凭“,则是她终不曾负担起它的任务。雁给人传书,无非是个传说或比喻,而雁”冉冉飞下汀洲“,则是眼前实事。由虚而实,体现出既得不着信又见不了面的惆怅心情。”思悠悠“三字,总结次段之意,与上”忍凝眸“遥应,而更深入一层。
第三叠则是“思悠悠”的铺叙。当日之惆怅,实缘于旧日之欢情,所以“暗想”四句,便概括往事,写其先相爱,后相离,既相离,难再见的愁恨心情。
“阻追游”三字,横插上四句下五句中间,包括了多少难以言说的辛酸内。回到当前之时,却又荡开一笔,平叙之中,略作波折,指出这种“忍凝眸”、“思悠悠”的情状,并不是这一次,而是许多次,每次“登山临水”就“惹起平生心事”。这回依然如此,“黯然消魂”的心情之下,长久无话可说,走下楼来。“却下层楼”,遥接“凭阑久”,使全词从头到尾,血脉流通。
本传中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从保存魏国的目的出发,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如驾车虚左亲自迎接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着重记写了他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一己之利,挺身而出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从而,歌颂了信陵君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思想品质。这也是本传的主旨所在。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传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社会的几个人物(也可以看作是附传),特别是门役侯嬴,他身处市井心怀魏国,才智远非那般王侯公卿所能比。如果说,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门役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这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历史观。信陵君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本篇突出描写了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的形象,表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品德,并记叙了他在侯赢、如姬、朱亥等人帮助下窃符救赵的壮举。信陵君能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从大局考虑,不计个人生死,这种精神与当时“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一样,是值得称颂的。
需要注意的是,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夺晋鄙兵事,不见于《战国策》,亦不见于先秦的其他载籍,可能是大梁长老之逸闻,是司马迁首次将它写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