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第二部分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第三部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父子离别时痛不欲生的情景。
第一部分的前三句交代了这种野蛮风俗盛行的地区(闽方)、戕害闽地儿童的凶手(闽吏)以及戕害儿童的方式(绝其阳),极其简练。然后叙述奴隶的痛苦生活。诗人没有列举具体生活事例,而只是并列摆出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奴隶为主人“致金满屋”,本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却被视如草木,受到非人待遇。金,极言其贵;草木,极言其贱。一贵与一贱,两相比照,揭露奴隶所受待遇的不合理,写出了奴隶生活的不堪忍受。
第二部分,诗人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悲惨的身世,痛苦的生活,使他们的怨愤非常之深,以致连封建社会里视若神圣的“天道”和“神道”,都被他们诅咒起来──都是上天和神灵无知,才造成如此不公平的世道!这里“彼”“我”对举,形象地揭示出对立的阶级关系──奴隶主们之所以能够大享其福,正是建筑在奴隶遭受荼毒的基础上的。这四句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的思想感情。
第三部分,诗人抽出一个具体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囝被掠为奴,同郎罢分别时父子痛不欲生的情景。诗人把囝同郎罢的心理对照来写,笔墨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写郎罢,处处从他违反常情的心理着笔。在封建社会,人们都希望人丁兴旺,又由于重男轻女的习惯,尤其希望生男孩。可是这位做父亲的却后悔不该生男孩,生下后更不该养育他。这看来很“反常”。然而,正是从种“反常”中,才表现了他的断肠悲痛和对孩子的深爱。“人劝不举”一语更进一步说明,受这种野蛮风俗之害的,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闽地人民受害之惨,受害之广,使人人都心怀恐惧。写囝,则是着力刻画他对郎罢的依恋,完全是小孩子的心理。这种对照的心理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父子相依、不忍分离的骨肉亲情。而造成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却正是那些掠卖儿童的人。所以,这种描写既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也是对残民害物者的愤怒控诉。
诗人在这首诗的小序中说:“哀闽也”。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事实来说话,产生了雄辩的力量,因而比简单的说教内涵更丰富。诗人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形式上也有意仿效诗经,取首句的第一个字为题,采用四言体,并且大胆采用了闽地方言如“囝”“郎罢”入诗,使诗歌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首联对起。“瞑色”句点明时间。一条登山小径,蜿蜒直抵阁前。“延”有接引意,联接“暝色”和“山径”,仿佛暝色是山径迎接来的一般,赋于无生命的自然景物以生趣。这句写出了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之状。“高斋”指西阁,有居高临下之势。这句是说西阁位置临近雄据长江边的瞿塘关。
诗人寄宿西阁,夜长不寐,起坐眺望。颔联写当时所见。诗人欣赏绝境的物色,为初夜江上的山容水态所吸引,写下了“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的名句。这两句仇兆鳌解释说:“云过山头,停岩似宿。月浮水面,浪动若翻。”是概括得很好的。薄薄的云层飘浮在岩腹里,就像栖宿在那儿似的。江上波涛腾涌,一轮孤烛的明月映照水中,好像月儿在不停翻滚。这两句是改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句而成,诗人从眼前生动景色出发,只换了四个字,就把前人现成诗句和他自己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焕发出夺目的异彩。仇兆鳌把它比作张僧繇画龙,有“点睛欲飞”之妙。何逊的诗写的是金陵附近西塞山前云起月出的向晚景色;杜甫的诗写的是夔州附近瞿塘关上薄云依山、孤月没浪的初夜景致。夔州群山万壑,连绵不绝。飞云在峰壑中缓慢飘流,夜间光线暗淡,就像停留在那里一样。诗人用一个“宿”字,显得极为稳贴。夔州一带江流向以波腾浪涌著称。此诗用“浪中翻”三字表现江上月色,就飞动自然。诗人如果没有实感,是写不出来的。读者从这里可以悟出艺术表现上“青胜于蓝”的道理。
颈联写诗人深夜无眠时所见所闻。这时传入耳中的,但有水禽山兽的声息。鹳,形似鹤的水鸟。鹳鹤等是专喜捕食鱼介类生物的水鸟,白天在水面往来追逐,搜寻食物,此刻已停止了捕逐活动;生性贪狠的豺狼,这时又公然出来攫夺兽畜,争喧不止。这两句所表现的情景,切合夔州附近既有大江,又有丛山的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读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联想。被鹳鹤追飞捕捉的鱼介,被豺狼争喧噬食的兽畜,正是在战乱中被掠夺、被压榨的劳动人民的一种象征。
尾联对结。中间两联都写诗人不眠时见闻。这一联才点出“不眠”的原委。765年(永泰元年)五月,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第二年春末来到夔州。这时严武刚死不久,继任的郭英乂因暴戾骄奢,为汉州刺史崔旰所攻,逃亡被杀。邛州牙将柏茂琳等又合兵讨伐崔旰,于是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忧念“战伐”,寄宿西阁时听到鹳鹤、豺狼的追逐喧嚣之声而引起感触。诗人早年就有“致君尧舜上”、“常怀契与稷”的政治抱负,而今飘泊羁旅,无力实现整顿乾坤的夙愿,社会的动乱使他忧心如焚,彻夜无眠。这一联正是诗人忧心国事的情怀和潦倒艰难的处境的真实写照。
此诗全篇皆用对句,笔力雄健,毫不见雕饰痕迹。它既写景,又写情;先写景,后写情,是融景入情、情景并茂的一首杰作。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嘉峪关在今甘肃酒泉地区嘉峪关市,是万里长城的西端,建于明代洪武五年 (1372)。依山而筑,居高凭险,南枕祁连,北锁居延,为丝绸路上之重要关隘,东西交通之要冲。作者在出关之际,立马关前,放眼山川,俯仰千古,感慨系之,挥毫写下了这组七言律诗。
本诗用对比映衬的手法,赞美雄关高险的气势。一、二两联是说: 高耸威严的雄关连接着西边的山河大地,关上的楼阁和秦地的树木遥遥相望,缭绕的城垣马低陇山的云烟。秦,指陕西省。陇,指甘肃省。这四句既写出嘉峪关接连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也以巨大的空间幅度展示出它雄视关中大地,马低陇山云烟的气势。三、四两联是说: 登上关楼放眼河西大地,积雪皑皑的祁连群山好像擦着人的肩头挺向天外,辽阔无垠的大漠戈壁迎面扑来,使人感到迷茫。面对关山,作者不禁回首兴叹: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说崤函古关险要,可与嘉峪关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一丸泥”罢了!崤函古关地处河南境内山谷狭道中,在古代战争中,用少数兵力即可扼守,因有“一丸泥”即可“东封函谷”的说法。(参见《后汉书·隗嚣传》) 这里是以抑崤函、扬嘉峪的的手法,在对比映衬中充分抒发出作者初次出塞,雄关眺览时的强烈感受,而非着意贬抑崤函。
这首诗虽系诗人身处逆境,在贬谪途中所作,然写景寄怀,毫无衰飒、凄凉、感伤的情调。正如作者在西行前告别家人的诗中所吟咏:“出门一笑心莫哀,浩荡襟怀到处开。”由于他能以坦然自若的胸襟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所以当他面对苍莽雄峻的古塞雄关时,豪情慷慨,笔底生辉,给全诗带来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绝无天涯飘沦憔悴,自怜自艾的感伤情调。在律诗优美和谐的声律和整齐谨严的对仗中,寓目所感,意象飞动,境界壮美,夸张激扬,气势万千,见出一位卓越政治家从容不乱的气度风姿,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对祖国关山的赤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