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