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初春美好时光。第一、二句点明初春的时令：“莺初解语”；点明初春地位：“最是一年春好处”。接着三、四句就写初春美景：“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通过初春细雨滋润草根而转青色而转明丽这一细微变化，把如画的春光美景生动地描绘出来。尤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观察得极为细致，描写得极为逼真。因为远看刚刚返青的草芽，呈现青色；而近看草芽，则仍是黄色的了。这自然不是东坡的发现，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并写进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去了。诗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东坡点化运用韩诗的传神之词句，用进上片，正好道出了初春的可贵，而又不露痕迹。
下片，劝人尽赏春光。“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是说不要借“醉倒”沉醉之故，而拒绝去看春花。不看春花，就意味着失去了花会给人的青春活力，意味着时光易逝，人走向衰老。这是最大的人生误区。“人生易老天难老”。东坡的言辞中同样也充满了人生哲理。东坡曾说“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何不改为“人生何以易此乐，及时看花春常归。”“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带有醒世之意的恒言。不要等到春离开人间吧。否则，将是“红英”纷乱地夹杂着“绿苔”而失去春的魅力。子由《闻子瞻重游终南山》诗一开头就说得好：“终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缘崖绿似苔。”
此词写艳情。它以秾丽的语言描绘艳情，没有丝毫的隐晦，冶雅俗于一炉可谓极小词之能事。这一点，也可算是牛峤自己的风格。
词中以男女幽会为主要内容，侧重写幽欢过程中的情景和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词风大胆泼辣，淋漓尽致。首句写室内陈设的华丽：玉炉，状香炉之华贵；冰簟，状竹席之晶莹凉爽；鸳鸯锦，状锦被之华美。此词通过首句景物的描写，为一对情人的幽会安排了特定的环境，而且第二句紧接着写幽会，词意径露，不避浅宿，在《花间集》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写欢情也只是到此为止，词人在笔下还是注意分寸的。一下二句。他便宕开一笔写外在因素的侵扰和女主人公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他们欢情正恰时，帘外传来一阵辘轳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报道了拂晓的来临。这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敛眉含笑惊”，就是辘轳声在女主人在感情上激起的波纹。“敛眉含笑”，正尔欢浓，早汲水声传，顿惊晓色，所谓“欢娱嫌夜短”也。简单五个字，概括了女主人公刹那间复杂的感情变化，用笔何其精炼而准确。
换头一句，从室内写到室外，化浓艳为疏淡。细玩此篇词意，“柳阴轻漠漠”一句并非写一对恋人在柳荫下相会。盖由夜至晓，初日斜照，窗外的杨柳已投下一片阴影。柳阴非但表现了时间的转移，且与起句的“冰簟”相呼应，说明季节已届夏天。何以得知并非写柳荫相会，下面一句可以为证。“低鬓蝉钗落”，语本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一：“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可见仍写枕边情事。
由于下阕仍写室内，故结尾二句便有了着落。一般小词均以景语作结，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此词却以情语取胜。其实如果从严要求的话，这两句不免过于狎昵，作艳语者无以复加，却能备受前人称道，主要是因为它大胆地描写了女子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也毫无假借，更没有其他小词中那种欲吐还吝、扭捏作态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它还打破了几千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了女主人公爱好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句话，它塑造一个生活中真实、人性未被扭曲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的人。就词风而言，则于婉约中具豪放之笔，在唐五代词中极为少见。
此诗想象巧妙，信手拈来，不露造作之痕。诗中语语浓艳，字字流葩，读这首诗，如觉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无须刻画，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牡丹，是美人玉色，而不是别的。
第一句，以牡丹花比贵妃的美艳。首句以云霞比衣服，以花比容貌；二句写花受春风露华润泽，犹如妃子受君王宠幸；三句以仙女比贵妃；四句以嫦娥比贵妃。这样反复作比，塑造了艳丽有如牡丹的美人形象。然而，诗人采用云、花、露、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字眼，赞美了贵妃的丰满姿容，却不露痕迹。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首先，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就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的容颜与衣裳之美，表现出杨贵妃的富贵之态。
其次，运用了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比如，“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就是通过拟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的亮丽容颜和高贵身份。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