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应酬之作。这首诗浓墨重彩，多角度、多侧面赞誉一位儿童头角峥嵘、卓尔不群、抱负远大。首两句从面相上着笔，写唐儿额头丰隆，眉如苍翠，天生是位大丈夫。三、四句写骨相重，神气娴雅，双目清澈有光。前四句是静态描绘，五、六句通过骑竹马表现他的活泼可爱。动静结合，形神兼备。后四句是侧面描写：妩媚的小女孩竟然想和他成亲，然而不同凡响的是他在空中画“唐”字，足见其抱负。所以诗人预言他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开玩笑地说：到时候别忘了我这个写赞歌的人也姓李。
这诗虽为奉承应酬之作，但写得却不呆滞死板，语句也洗炼生动，塑造的唐儿形象俊美聪明，活泼而又可爱，特别是“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二句，更加真切传神。李贺自己没有生育过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唐儿”，他带着爱心去描写眼前活泼天真的孩子，诗笔灵动，诗思活泼，真趣盎然，语言绚烂艳丽。诗人又通过艺术想象，作合理的推想，虚实结合，描写生动，艺术构思灵活精巧。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此词写春日恋情，上片由内而外，勾画出室内氛围的温馨安谧与室外景象的秀丽明快，传达出心情之欢愉及情思之深长；下片以激动的笔调直接呈现意中人光彩照人的形象，借竹粉粘袖、面色泛红二细节，显示其相会时的兴奋与喜悦，反衬自己对爱情的陶醉。结尾点明回忆昨日相会，并再度陷入幸福的回忆。全词今昔交错，开合自然，辞情跳跃明快，含蓄隽永。
爱情本是清真词乐章的主旋律之一。然而爱情的艺术表现在清真集的许多篇章中，则给人以日新又新之感。清真词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这首描写初恋的词作，就颇有独到之处。
上片写的是现境。“灰暖香融销永昼”，词境展开于室内。词中男主人公面对香炉，炉中香料一点一点地销为暖灰，袅为香气，暖香盈室。漫长的白昼，一点一点地流逝着。他显然在其味深长地体味着什么。“销永昼”三字，春日之深永，与情思之深永，交融而出。词境是安谧温馨、溶溶泄泄的。
“蒲萄架上春藤秀。”人物的视境转至窗外。下一“秀”字，窗前初生新叶的葡萄架上，顿时便春意盎然。这番明秀景致的观照，把欢愉的心情充分映衬出来。上句写春日之深永，此句写春色之明秀，皆是静景，下句则写动景，视境展向院子里。
“曲角栏干群雀斗”，下一“斗”字，写尽鸟雀之欢闹，既反映出其心情之欢愉，又反衬出所居之静谧，从而进一步暗示着那人此时情思之深永。下边两韵，将词境推向更加高远。
“清明后，风梳万缕亭前柳。”清明后，点时令，时当三月中，同时也是记下一个难忘的时间。歇拍描绘春风骀荡，柳条万缕婆娑起舞于碧空之中，笔致极为明秀欢快。对于先民愉悦的缘由，是在下片。
过片以下三句是追思实写，即不用忆、念一类领字，直接呈示回忆中情景。“日照钗梁光欲溜。”一道明亮的阳光照耀在这位女子的钗梁上，流转闪烁。这一特写是真实的，它逼真地反映了初次见面的深刻印象。但又是别出心裁的，它比描写美目转盼更富有暗示性象征性，它启示着女子的美丽和自己感受的强烈而不可磨灭。全篇有此一句，精神百倍。
“循阶竹粉沾衣袖。”沿阶新竹横斜，当她迎面走来时，竟不觉让竹粉沾上了衣袖。这一描写，暗示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激动。正是因为如此，她甚至于“拂拂面红如著酒”。其实，她是因初次相会的喜悦、幸福还有羞涩而陶醉了。这次相会的时间，“沉吟久，昨宵正是来时候，”原来，相见就在昨日里。沉吟久，不仅将上边逼真如在眼前的情景化为回忆，而且交代了，上片永昼情思的全部内容。今日整整一天，他都沉浸在欢乐的回忆中，足见他与女主人公一样因爱情而陶醉。词情至此，已将双方的幸福之感写出，意境臻于圆融美满。
论艺术造诣，这首词有三点特色。
第一，是结构的大开大阖。上片是现境，过片以下三句是追思实写，结二句又收回现境，同时又挽合着昨日相见的回忆。情节既错综往复，词情便动荡变化。这样的结构，有力地表现着男主人公心情的激动。结构的大开大阖，情节的错综安排，原是清真词的一大本领，但多运用于长调，像这首词也具有这一特色，更是可喜。
第二，是意境兼有开朗而又含蓄之妙。词境由室内而窗外，而院落，再推向春风杨柳的空间，一步步开放。开放的词境，体现了人物开朗的心态，欢愉的心情。欢愉之情既然融化于境象之中，蕴而不露，便有含蓄之妙。上片所写一事一物一片风景，无不表现着人的深深喜悦。初恋之人，心眼所向，万物生辉，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了上片今日回忆时情境的衬托，则下片所回忆的昨日相会，其印象之深刻，感受之强烈，就更为突出。
第三，是炼字的神韵而自然。尤其是次句之“秀"字、三句之“斗”字、六句之“溜”字炼于韵字上，,既传出意境、人物之神韵，又增添了声情的美听。这些炼字都不见用力的痕迹，炼而不显得炼，归于自然。比起后来一些南宋词人矜奇斗巧的炼字，便有天工与人巧之分。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