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写出薛师石不求利禄,超乎世俗的情怀。“悠然”,超远之貌,在这里似乎兼有“心远”与“地偏”两重意思在内。结庐之境远隔嚣尘,这是“地偏”;胸襟之中不慕功名,这是“心远”,索居于会昌湖西的薛师石是做到了这两点的。
颔联“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是写这位隐士所从事的事情。看了这一联,会使读者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隐逸之士,其劳动并非为了糊口,其读书并非为了功名,而都不过是精神寄托而已。试想,耕种累了就读读书,“半耕半读”,这是一种应么充实、自在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不过诗人这两句与陶渊明的诗句情旨虽同,在句法上却有一点区别。陶渊明的诗句字面本身就透出一种从容、闲适之意。诗人的两句是说:每曰只顾忙着应付种瓜的事还不算,而且要抽出一半儿时间来读书。这“惟应……犹被……”的句式,透着忙上加忙的意思。其实,这里是通过“忙”来写闲的。诗人这里通过种瓜、读书的“忙”,来把薛师石超然遗世的闲适之情巧妙地映带出来了。
颈联“野水应于地,春山半是云”化用姚合《送宋慎言》:“驿路应连水,州城半在云”两句,写的是薛氏瓜庐四周的景色,前一句写湖沼的景象非常贴切,后一句写远处的云山也很传神,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图。这是一种洋溢着“野趣”的、不带人工痕迹的自然美景,与隐士的情怀是那样的合拍。可以说,此外境本身就是隐士心境的反照。
尾联“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薛氏瓜庐的感触。““圃”本指种蔬菜,这里指薛师石以种瓜隐居而言。这一联惋惜的慨叹,在诗中起的是“卒章显志”的作用,从而把诗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正面传达出来。
全诗用典贴切,章法布置有序,读来颇为流畅。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高鹗作的词只有几十首,以稿本流传。这首《金缕曲》是真实地抒写其私人生活中一件感人的事,亦可见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和极其放宕的个性。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鹗正是盛年,又过后七年才考中进士。关于畹君,从高鹗戊申同时作的《南乡子》,可知道属于“杨枝”(即柳枝)一类人物。当是风尘中女子;“今日方教花并蒂”,显然这次相会已了却宿愿。然而他们很快就分别了。所以写《金如火缕曲》时感到无比的辛酸,而让真情直率地流露,完全不计工拙,却成了至情的文字。
词写当晚与畹君相会的情形,他们已三年不见,偶然重逢时惊喜不已,抑止不住心情的激动。作者起笔直接写出“相对如梦寐”的感慨。“春梦”是美好而成空的,三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的春梦,而且已经习惯。这说明别后的绵绵相思之情。偶然的重逢使人怀疑用如一场春梦。为了证实并非梦境,首先是亲自相问,再挑灯携手,仔细地辨认故人妆面。正如宋人晏几道所写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他们相见时“携素手”,说明曾经是很亲密的;“细认梅花妆面”暗示畹君依然妩媚姣好。“罗浮”,山名,在广东境内,风景优美,为道家第七洞天。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云:“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之意相会。”后遂以罗浮借指意中之梦境。体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并非虚幻之梦。既非梦境,而现实的场面更是难堪的,别后的许多事情的变化,一时难以诉说。词意发展到对现实情景的描述。“一部相思”表现别后复杂情形的出现,也许需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清楚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因而无从说起。双方似乎都能理解这点,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说下去。畹君更是“低鬟默坐空长叹”,这很生动地表现了她当时的痛苦,悔恨与内疚的难言之情。缅怀往事,使她柔肠寸断,难以控制内心的悲痛。这间接反映了风尘女子不幸的命运。
词的下阙继续描述畹君复杂的精神状态。她不愿再去追溯往事,当时是谁的过错很难说清,也无法挽回,因而在尊前努力克制悲伤的情绪。她大胆而真切地表示:“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显然别后变化很大,高鄂已别娶妻而有新欢了,但他又曾和畹君有过山盟海誓。可以理解,封建婚姻不是建筑在双方的爱情基础上,婚姻的缔结总是由于各种社会利益的考虑,而真正的爱情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的。作者在词里更多的是描写畹君的心情,以表现她的一片真情和他们之间的相互知心。既然他与新欢的日子会很长的,但也应该实践旧盟,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这个愿望由畹君提出是十分不容易的,表现了她勇敢地追求幸福,为此愿付出牺牲,而且义无返顾。畹君的形象在我国诗词中确属罕见的,其热情直率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当晚意绪纷乱,情感复杂。作者以“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述了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了,让它充分地发泄,在知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纯真的个性。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以表现真挚缠绵的爱情,作者借用“未死蚕丝”以喻难忘的旧情,它而今全被牵动了。古代多以珍珠比喻女性晶莹的眼泪,珠泪成串则极言流泪之多,如敦煌曲子词《天仙子》“泪珠或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畹君终于忍不住满眼泪水,似落下串串珍珠。这晶莹的泪是因悲伤还是幸福而落,很难判断,而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人在过分幸福欢悦时也会流泪的,何况他们相聚之不易,而后会则更难期了。这次的相会虽然幸福,结果必然留下新愁。斛为古代量器,十头为斛,南宋以来改为五斗为斛。“愁万斛”极言愁之多而难以衡量,尤其是难以忘掉,上下两阙的结尾,互相呼应,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辛酸和痛苦。
高鄂以辛酸之情写下此词,整个情事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表现了情事的不幸,尤其是畹君的不幸,作者顺着当时意思的流程,采取线型的叙述方式,写得真情感人,描摹女性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非常细致而真实。词中叙述角度的反复转换,自然工巧,体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字不求工而达到了极工的境地。词中的情事反映了作者无视封建礼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而且也暗示了各种传统社会力量给这情事笼罩着的阴云,因而在欢聚时总是有痛苦辛酸之感。在词中,作者有意省去了某些艳情的描述,达到了艳而不亵的境界,保持了基本情调的统一,艺术效果非常突出。
《辛卯除夕》清·黄景仁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历穷讵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