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回环起伏。跌宕有致的方式抒发了作者沉郁，惆怅和空虚的心境。作者寓情于景，借景物创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的境界，深沉淡淡雅，凝重旷远的意境中，烘托出词人曲折细腻、飘忽不定的复杂心绪。时空错综交织与意脉变化莫测，是此词的特点。
全词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起笔三句，写当日寒食白天之景，系追思实写。以下写当日夜色，是现境，系第二层。换头三句写当年寒食之邂逅。是回忆为第三层。以下写当日重寻前迹情景，又是追思实写。为第四层。第一层大开，第四层大合，中间两层则动荡幻忽，全篇神明变化几不可测，极尽千回百转刻骨铭心之情，又极尽其郁积深厚之意。整首词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激越凄楚，峭拔有力，迷离惝恍，意脉流转。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条风即调风指春风。春风骀荡，迷雾飘动，逗出一轮睛日，池塘水绿草清，一片春色。起笔三句，幅春意盎然的图画。可是，这并非此词基调。“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正是”二字，点明当下作词之现境。寒食之夜黯然无月，沉沉夜色笼罩天地，也笼定独坐堂上的词人心头。原来起笔三句乃追思实实写，追叙寒食白天的情景。“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寒食为清明前二日，春社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寒食前，其时燕子已经归来，故称梁间燕为前社客。上二句以沉沉夜色喻示自己心灵之沉重，这四句则从燕子之眼反观自己一人之孤寂。闭门之意象，更象征着封闭与苦闷。“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芸是一种香草，此处芸香借指乱花之香气。乱花飞过。院里院外，一片香气，其境极美，而残花满地，一片狼藉，则又极悲。此三句哀感顽艳，可称奇笔。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换头以“长记”二字领起遥远的回忆，为全词核心。词人心灵中的这一记忆，正是与天长、共地久的。那回，指双方不期而遇的那一年寒食节。“时”，是宋人词气辞，相当于“呵”。词人满腔哀思之遥深，尽见于这一声感喟之中。宋代寒食节有踏青的风俗，女性多乘油壁轻车来到郊外，其车壁用油漆彩饰，故名油壁。
记忆中这美好的一暮，词中仅倏忽而过，正如它人生中倏忽而过那样。以下，全写当日重游旧地情景。“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此二句化用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既点染寒食节气氛。也暗示出本事发生的地点汴京。下“又见”二字，词境又拉回当日白天的情境，从而引发出下文所写对当年寒食邂逅不可遏止的追寻。“青青草，迷路陌。”沿着当年踏青之路，词人故地重游，然芳草萋萋，迷失了旧路；可是词人却固执不舍，“强载酒、细寻前迹。”“强”字，道尽词人哀哀欲绝而又强自振作的精神状态。明知重逢无望而仍然携酒往游，而细寻前迹，终于寻到。“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市桥远处，那柳下人家，意与自己相识。可是此时自己只身一人，绝非当年双双而来可比。至此，上片起笔所写之盎然春意，只是当天重寻旧迹之前的一霎感受，其下所写之夜色沉沉、闭门愁寂，才是下片所写白天重寻旧迹之后的归宿。
清真词情深入骨。回忆与追思实写，是这位词人的两大的绝技。清真词具备这两个特点，可谓有体有用。此词是作者怀人之作，调名《应天长》，实有深意。南宋陈元龙注于调名下引《老子》“天长地久”及《长恨歌》“天长地久无终毕”二语，不愧词人之知音。此词声情与语言之特色也颇为明显。上片自“梁间燕”之下，下片“自青青草之下。皆为三、四字短句，此词韵脚为入声，句调既紧促，韵调又激越，全词声情便是一部激厉凄楚的交响乐。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