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是一首公宴诗,诗人以雁自喻,反映了个人经历的艰难和仕途的坎坷,充满着对功业、名利禄位的向往和追求,渴望得到主人的提拔重用,洋溢着复杂的感情。其中有辛酸,有痛苦,有欢快,有希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这首诗设喻妥切,语言质朴无华,风格清新,托意寄情,含蕴颇深。
此诗上半篇(“朝雁鸣云中”至“伸眉路何阶”)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开头两句,以清晨哀鸣于云中的飞雁比喻自己过去飘零无依的形象和悲凉痛苦的心情。《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此处用其意,但写成五言诗,更显得音节抑扬顿挫,使人回肠荡气。
接着二句设问:鸿雁打算飞向何方?为何双翼不展,在空中踌躇?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徬徨无依的神情。这里,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
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言我塞门来,就将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每年秋天,鸿雁都要从寒冷的北方飞到南方温暖之地过冬,衡阳据说是大雁南飞的终点。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冬,雁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四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瑒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这种生活也并不安全。“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写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比喻自己在飘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下去,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以上都是表述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而全用比喻写出,更显得委曲深婉,凄切感人。
作者自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遭遇。故自“简珠”以下,诗意转折,自述不甘沉沦、企望改变命运的心愿。“简珠随沙石”是喻中之喻,表面说鸿雁落于泥地,犹如大珠落于沙石,不能处于其中而自安。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是自比大珠,以沙石喻环境,以说明诗人往昔的境遇,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因此,“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他希望能趁云雨会合的良机,濯洗羽毛而凌越高阶。可是,这种良机是不容易得到的,使自己扬眉吐气的道路又不知在哪里。这几句,不特用笔奇幻,而且诗人显示了自己的身分和抱负,并蕴含着祈求鉴察之意。可见,此六句虽然仍以鸿雁为喻,但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和深曲。
下半篇从“公子敬爱客”至“以副饥渴怀”,始转入眼前公宴之事,从正面写来。“敬爱客”三字,包括了以下一连串内容:——一是“乐饮不知疲”,公子频频劝酒,好客而不倦;二是“乃肯顾细微”,自谦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鄙微的人也受到主人顾怜;三是“赠诗见存慰”,主人在劝酒之余,还向自己赠诗表示安慰存问,使诗人感到愧不敢当。可见,“敬爱客”三字是此诗下半篇的诗眼,包含着一层深似一层的含义。
正因为主人“敬爱客”,使诗人大为感动,所以诗人表示要报答主人。报答的内容有二:一是“不醉其无归”,要极欢尽醉以助主人雅兴。此句出自《诗·小雅》中据说是“天子燕诸侯”的《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其涵意不只是尽情作乐,还有宾主情好、和谐无间的意思。二是“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要求所有在座受到曹丕款待的君子,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职位,尽心尽力,报答主人求贤若饥渴的心怀。《诗·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汝,你)之身,正君臣之礼。”这里用其意,但还更深地包含着不负主人求贤之意。诗写到这里收住。建安末曹氏门下客写有不少《公宴诗》,多庸俗的颂扬语,开后来应酬诗之陋习,即如王粲,亦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句。而应瑒此诗,虽也不免有讨好主人之语,但较有分寸,所以张玉谷说此诗“未坠古音”,窃以为良是。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前半用比兴,引而不发;后半用赋体,仍是引而不发,在含蓄委婉中透露主旨。陈祚明称其“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此申诉怀来之妙术也”。曹丕果然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做“文学”了,说明作品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它比一般公宴应酬诗,到底要算棋高一着。
《酬刘柴桑》前两句“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说没有什么人与他来往,所以他有时竟然忘了四季的节序变化。然事实并非如此,诗人正是在知与不知中感受生命的意趣。之后吟道:“空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庭北墉,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此八句所写与前两句恰好相对,时忘四运与叶落知秋,多落叶与葵穗繁茂,甘心穷居与择日远游,此数者意象矛盾,却展现了时间的永恒性与生命的暂时性。由忘时乃知穷居孤寂落寞;而枝头飘然而至的落叶,乃知秋天的到来,生命的秋天亦在浑然不觉中悄悄来临;墙角的新葵、南畴的嘉穗,虽暂时茂盛繁荣却犹似生命的晚钟难得长久,从而暗示生命的荣盛行将不再。因此诗人在穷居忘时之际又察其生命飞逝,择良日作此远游折射出生命的亮色。“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一句没有对来岁未知的恐怖,但有尽享今朝的胸襟。诗人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在淳朴祥和之中,诗篇流露着田园生活的乐趣。这首小诗共十句,虽然比较简短,然而它内容醇厚。在写法上也比较独特,撇开与对方问答一类的应酬话,只写自己的感受、抱负与游兴,显得十分洒脱别样。在遣词造句上,粗线条的勾勒,并着墨点染,使全诗呈现出古朴淡雅的风格,又洋溢着轻快明朗的感情。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这首词咏叹金章宗时期大名府发生的一对青年男女因恋情受挫而投水,陂塘遂遍开并蒂莲之事,以赞美人间真情。上片描述了痴情男女,心心相印,藕断丝连的忠贞爱情;下片运用典故说明爱情悲剧的历史性,又以秋风凉月衬托芳魂的寂寞。全词层次井然,寓意深含,情韵流注,意境凄婉。
前人评此词“事奇而词亦工”。“事奇”,从词序中所叙内容可知。“词亦工”,则是说此词的写作极为精彩。其精彩在作者一反常规的手法而取得了更好的艺术效果,尤其是词的开头与结尾,令人称赏不绝。
一般填词多是从写景叙事入手,由景而情,犹如浅水行舟,渐入深流,而这首词却由情直入。上片起句便是破空而来,纯用情语直叙,说这段爱情故事实在是太动人了,连天地都为之感动,如果天也有情的话,那么天也会变老的。其第三句的反问,实际是正话反说,是作者由的赞叹。接下去“请君”二句是又转进一层,说听罢这首《双蕖怨》,就会明了他们的“情真处”。而自“谁点注”以下,笔触转向了对并蒂莲的刻画,从荷花、莲藕、藕丝等不同的层面去描写,极力谱写她们的美艳俏丽,并加以赞美,这既照应了词序,又借并蒂莲的形象歌颂了这对殉情的青年男女的不屈于恶势力的精神。
下片先是连用“连理树”、“骊山”意、“巫山”恋、“六郎”情等一系列典故,说明这些爱情悲剧的历史性,从而加深了读者对这一社会悲剧的认识,也增强了对封建恶势力批判的力度。接下去“须念取”三向,又从历史回到了现实中来,表达了良好的意愿,盼望着能有鸳鸯、翡翠鸟来与他们相伴,既是互慰寂寞,又可相映生辉。最后“秋风”四句,以景语收尾,再次渲染悲剧的氛围,进一步衬托出芳魂的凄苦和幽怨。
此词开头破空突起,先声夺人;中间描绘双莲形象,美艳哀婉;结尾含蓄高远,悲韵不尽。全词寓意深含,层次井然,情韵流注,确有其不同一般的感发的魅力。同元好问原词相较,可以媲美。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