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江客帆疾，晴野雁行迟。
草木霜天晚，山川泽国卑。
宣城不负汝，好继谢公诗。
风江客帆疾，晴野雁行迟。
草木霜天晚，山川泽国卑。
宣城不负汝，好继谢公诗。
上片借道别叙说人间的聚散离合，表明惜别之情。开篇道明送别之意，已经说好就将归去，以为迎来送往，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人的一生竟然就那么短促，几番离合，便到了迟暮之年。一生中最让人津津乐道是，西窗下翦烛夜话，在一起追忆巴山夜雨时的情景。而这种相聚，却只是暂时的。滚滚长江，萧萧落木。转眼间，大雁哀鸣，遥天飞去，又是一个送别的季节。黄叶下，秋天已是这么深沉、这么厚重。
下片就对方的遭遇，表达观感，写慰藉之意。对秋景的描写，并用“白雁哀鸣去”隐射行人，更加深加浓了惜别恋友的深情。过片一句转入对西溟身世的怅惋和同情。故下片一面抒写痛惜西溟之“落魄”、“未遇”，一而又诚挚地劝慰他家中“有解忆”之儿女，可享天伦，这总比淹留冷烟寒月的寺庙要好，而且“信古来、才命真相负”，更以达观的人生态度相慰。结句则是再表惜别之意。此中借典形容，层层转进，真纯深挚的情意确是感人。
大体上看，上片、下片，泛写与专指，在材料分配上，显得很分明，但其组合也相当严谨。这就是一个“归”字的贯穿。这一个“归”字，在换头位置，承上启下。既是上片所说离合的一个因素，又是下片所说愁绪的中介。由于“归”，故有聚散；由于“归”，故有烦恼。其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就集中体现在与相言别的人物身上。所谓以文为词，当中意脉仍十分清晰。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
“水园”三句，写暮春园林景色。“水园”，即荷池。题曰“送春”，所以古江村的园中在遭到一夜的急风骤雨摧残后，岸上、池中小岛上的花木尽都凋零，水上飘满落英，只有池中长满的碧绿的田田荷叶更显精神。“艳春”三句，述春去而迹遗。既曰“送春”，所以此言万紫千红的春天虽已过去了，但是飘到头饰上的微尘中还含有花的香味，在游园女子的身上能找到春草的气息。“步绕”两句，写初夏景色。入夏之后，如果人们在绿荫下散步，会发觉树上的枝叶繁密交杂，使林中小径显得更加窄小。“小”字韵咏“新阴”入细。“醉深窈”三句，说明自己对浓绿的喜爱程度。因为绿色表示生命，古今爱绿之心相同，所以词人深深地沉醉在这深幽繁茂的浓绿荫中，觉得那翠绿色的片片圆叶，比千姿百态的繁花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故此，词人在“送春”时，对“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留恋之意。“好” 字韵，写“绿阴幽草胜花时”妙极。
“芳架”三句，再叙暮春之景。此言暮春时节，花架上的白色花瓣还没有来得及清扫掉，从窗口射入照在美人床上锦被的阳光已变得翡翠色了（此因阳光从浓绿中透入之故也），所以使床上佳人更感到神思困乏，懒于起床。此是写佳人之春困，是第一层“送春”。“柳丝”三句。“阊门”，即是西园，也就是“古江村”的所在地。此言在古江村近旁的阊门运河边、柳树下，拴着即将离开的客船不知道在这条运河上，也曾经送别了多少个春天。古时有折柳送别的习俗，今柳丝终不能拴住客船，留住行人。这儿的“系棹”所想留住的实是词人心中的去妾，即上句的“困迷清晓”的“佳人”，及“送春”中的“春”所暗示的伊人也。此为第二层行客之“送春”。“倦蝶”两句，言彩蝶受到和暖的阳光照射（即外界因素的影响），更懒于飞翔，所以它就只能就近挑选一处地方，如破帽上的簪花之类停下来休息。这里是指其也已年老力衰，离开这里（即“飞”）后，所能选择的新家，也只能如破帽上的簪花一样属一时新鲜也。此潦倒中含有闲放也，是第三层词人的“送春”。“酹残照”两句，写实而兼影射。此言词人迎着夕阳洒酒于地送别残春。而古江村由于地处偏僻，受城墙阻隔，所以也听不见暮钟催晚的响声。这两句是梦窗化用周邦彦《扫花游》词结尾“黯凝伫，掩重关、遍城钟鼓”。而“酹残照”也是照应上片“醉深窈”。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