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
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这是琴曲,属正宫。苏轼词集原不载。同时郭祥玉效作一首。序云:“予甥以子瞻所作《醉翁操》见寄,未以为工也。倚其声作之。”此后,辛弃疾作一首,始编入集中,即正式沿用为词调。又,楼钥二首,其一和苏氏韵。宋人所作,合五首。双凋,九十一字。上片十句十平韵,下片十句八平韵。
苏轼此词就是专门为琴曲《醉翁操》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而谱写的。由于时代变迁,琴曲《醉翁操》原来是有其声而无其辞,此后乐谱失传,却变成有其辞而无其声。现传苏轼所作词,是否得其天籁,这就只能从语言文字中加以揣摩。
这首词上片,状写流泉之自然声响及其感人效果。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四句为鸣泉飞瀑之所谓声若环佩,创造出一个美好意境。琅然,乃玉声。《楚辞·九歌》曰:“抚长剑兮玉珥,璆锵呜兮琳琅。”此用以状流泉之声响。“清圜”二字,有用以形容月亮的,如杜甫《舟中》诗曰:“今朝云细薄,昨夜月清圆”;有用以形容荷叶的,如周邦彦《苏幕遮》词“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有用以形容声音的,如苏轼《一从花》词“钟鼓渐清圆”。这里用来说声音——琅然的流泉,清越圆转;而以夜月作陪衬。谓:在此夜月清圆而又十分幽静的山谷中,是谁弹起这一绝妙的乐曲?
“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这是上面设问的回答。谓:这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绝妙乐曲。这一绝妙乐曲,很少有人能得其妙趣,只有醉翁欧阳修能够于醉中得之,亦能理解其天然妙趣。于是,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流泉声响之无限美妙。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一句不是正面写声响,但却说出了声响所产生的巨大感人效果。谓:在此明月之夜,“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裹红蕖冉冉香”(杜甫《狂夫》诗句),人们因为受此美妙乐曲所陶醉,迟迟未能人眠。
“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上二句说一般人听此曲听得入了迷,此二句说这一乐曲如何打动了荷蒉者。《论语·宪问》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词作将此流泉之声响比作孔子之击磬声,用荷蒉者对击磐声的评价,颂扬流泉之自然声响。
下片描述醉翁的啸咏声及琴曲声。“醉翁啸咏。声和流泉。”二句照应上片所说,只有醉翁欧阳修才能得其天然妙趣。欧阳修曾作《醉翁亭记》于滁州。在琅琊幽谷听鸣泉,且啸且咏,乐而忘返,天籁人籁,完全融为一体。
“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二句说醉翁离开滁州,流泉失去知音,只留下自然声响,但此自然声响,朝夕吟咏,似带有怨恨情绪。“怨”为平声,作名词解。
“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二句说时光流转,山川变换。琅琊诸峰,林壑尤美,并非永远保持原状。童颠,指山无草木。谓:蔚然而深秀之琅琊,有时候也将失去其奇丽景象。至于水,同样也不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往前流动的。因此,琅琊幽谷之呜泉也就不可能完美地保留下来。
“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二句说山川变换,人事变换,人们因鸣泉而念及醉翁,而醉翁却已化仙而去。《十洲记》载:蓬莱山周回五千里,有圆海绕山,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往来。唯飞仙能到其处耳。词作用此典,意即醉翁化为飞仙,一去不复返,鸣泉之美妙,也就再也无人聆赏了。
但是,“此意在人问,试听徽外三两弦。”二句说鸣泉虽不复存在,醉翁也已化为飞仙,但鸣泉之美妙乐曲,醉翁所追求之绝妙意境,却仍然留存人间,这就是琴曲《醉翁操》。因为琴曲《醉翁操》乃鸣泉之另一知音沈遵,以琴声描摹下来的乐曲,同是鸣泉之天然和声。词作最后将着眼点落在琴声上,突出了全词的主题。
从词意上看,词作写鸣泉及其和声,能将无形之声响写得如此真实可感,如果不是对于大自然的造化之工有着真切的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臻于此境。而且,从格式上看,词作句式及字声配搭非常奇特。开头四句,“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只有一个仄声字(“响”)。其余都是平声。接着两句亦然。这样的安排,恐怕与此曲所属宫调有关。同时,上二下两结句作七言拗句,上结“曰(入作去)有(上代平)心也(阳上作去)哉此贤”与下结“试听徽外三两弦”,四声相合,当也是特意安排(据盛配《词调订律》卷二十二)。这都是琴曲韵度所留下的音乐印记。
全词节奏鲜明,韵脚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其中画面感十足,于乐曲搭配更见绝妙,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无怪乎清代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中评价本词“清绝、高绝,不许俗人问津”。
诗的前两句以李白、杜甫的诗为例来说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为了说明诗风代变的道理,诗人举出了诗歌史上的两位大家,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为例。李白、杜甫的诗歌万古流传,无人能与之相比。即使是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因流传千年,播于众口,已经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国家代代都有有才情的人出现,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过几百年而已。作者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
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