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
《卫风·硕人》通篇用了铺陈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她的出身——她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她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击水的唰唰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傧女侣,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地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事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的扫描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微毕至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鲜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
此诗开启了后世博喻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联奎《诗品臆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荑”等等的比拟譬况,诗人尽管使出了混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荑”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地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地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性灵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旌。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青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梦。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句确是“一篇之警策”,“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释“倩”为“好口辅”,释“盼”为“动目也”。“口辅”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既陈刍狗,“柔荑”“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活活”“濊濊”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美的联想和想像。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