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调即双调的《忆江南》。词中写的是别情，调名“江南柳”兼关题意。通首作女子口吻。
此为送别词。词中未具体刻画送别情事，而是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别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别情抒写得极为深挚。全词语言素朴明快，情调清新健康，风格别具特色。
起首一句从别路写起。隋炀帝开通济渠，河渠旁筑御道，栽种柳树，是为“隋堤”。“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两句是说：这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成日里不知有多少车马大路上来往，扬起“路尘”；不知有多少船只扬帆东下，随波逐流；也不知有多少人长堤上折柳送别，以寄深情。“隋堤”是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波急”与“路尘轻”分写水陆行程，暗示离别，寄有别情。一个“远”字，既刻画出别者长路漫漫的旅愁，又刻画送者依依目送的情态。这二句着重从眼前、从水陆两路，横向地展开送别图景；第三句则着重从古往今来，纵向地展示送别情事。一个“多”字，几乎将古今天下此中人事全都囊括。正因为别情是如此普遍，也就容易唤起“见人分袂亦愁生”的感受了。末句以“何况”二字造成递进，突出个人眼前的离别情事。以上，词人没有具体写到个人送别情事，只客观叙写普遍的离情，只是“亦愁生”中才微露主观情感。
过片转写别后，别时种种情事都被省略了，这里只是着重写送者城楼望月的情景。“斜照后”三字非虚设，它表明送者城楼伫立的时辰之久，从日落到月出。“重望”又表明先已望过，上片“隋堤远”数句是日落前望中之景，至重望时应当是不甚分明了。于是送者抬头望新月，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向往：“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此外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类，但“亭亭”二字却把月的意象女性化了，而送者的身份亦不言自明，“千里伴行”的说法更是真挚深婉。
总的说来，通首词没有刻画送别情事，更没有刻意作苦语，但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的别情，有烘云托月之妙，将一己别情写得非常充分。全词也没有点明双方身份、关系，被称作“君”的甚至未直接露面，但通过新月亭亭的意象和伴行的着想，给读者以明确的暗示。词的语言明快素朴，情调清新健康，在送别之作中颇有特色。
一般人论及柳永词者，往往多着重于他在长调慢词方面的拓展，其实他在小令方面的成就，也是极可注意的。叶嘉莹在《论柳永词》一文中，曾经谈到柳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以为唐五代小令中所叙写的“大多不过是闺阁园亭伤离怨别的一种‘春女善怀’的情意”，而柳词中一些“自抒情意的佳作”，则写出了“一种‘秋士易感’的哀伤”。这种特色，在他的一些长调的佳作，如《八声甘州》《曲玉管》《雪梅香》诸词中，都曾经有很明白的表现。然而柳词之拓展，却实在不仅限于其长调慢词而已，就是他的短小的令词，在内容意境方面也同样有一些可注意的开拓。就如这一首《少年游》小词，就是柳永将其“秋士易感”的失志之悲，写入了令词的一篇代表作。
柳永之所以往往怀有一种“失志”的悲哀，盖由于其一方面既因家世之影响，而曾经怀有用世之志意，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天性之禀赋而爱好浪漫的生活。当他早年落第之时，虽然还可以藉着“浅斟低唱”来加以排遣，而当他年华老去之后，则对于冶游之事既已失去了当年的意兴，于是遂在志意的落空之后，又增加了一种感情也失去了寄托之所的悲慨。而最能传达出他的双重悲慨的便是这首《少年游》小词。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在长安古道上骑着瘦马缓缓行走，高高的柳树秋蝉乱嘶鸣。“长安”原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前代诗人往往以“长安”借指首都所在之地，而长安古道上来往的车马，便也往往被借指为对于功名利禄的争逐。不过柳永此词在“马”字之下，所承接的却是“迟迟”两字，这便与前面“长安道”所可能引起的争逐的联想，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衬。而在长安道上词人之“马”之“迟迟”行走，则既表现了词人对争逐之事灰心淡薄，也表现了一种对今古沧桑的若有深慨的思致。秋蝉的嘶鸣独具有一种凄凉之致。“蝉嘶”之上，还加了一个“乱”字，如此便不仅表现了秋蝉声的缭乱众多，也表现了被秋蝉嘶而引起的哀感的词人之心情的缭乱纷纭。至于“高柳”二字，则一则表示了蝉嘶所在之地，再则以“高”字表现了“柳”之零落萧疏，是其低垂的浓枝密叶已经凋零，所以才显得树的高。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上阕后三句是说，夕阳照射下，秋风在原野上劲吹，我举目远望，看见天幕从四方垂下。写词人在秋日郊野所见之萧瑟凄凉的景象，飞鸟隐没在长空之外，夕阳隐没更在飞鸟之外，值此日暮之时，郊原上寒风四起，天苍苍，野茫茫，词人双目望断而终无一可供投止之所。
词的上半阕是词人自写其今日之飘零落拓，望断念绝，全从外界的景象着笔，而感慨极深。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下阕前两句是说，归去的云一去杳无踪迹，往日的期待在哪里？写对于过去的追思，则一切希望和欢乐不可再得。对于柳永而言，他过去的愿望和期待都已经同样落空了。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末三句是说，冶游饮宴的兴致已经衰减，过去的酒友也已经寥落无几，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末三句写自己今日的寂寥落寞，志向和意愿一无所成，岁月流逝，只剩下“不似少年时”的悲哀和叹息。
柳永这首《少年游》词，前阕全从景象写起，而悲慨尽在言外；后阕则以“归云”为喻象，写一切期望之落空，最后三句以悲叹自己之落拓无成作结。全词情景相生，虚实互应，是一首极能表现柳永一生之悲剧而艺术造诣又极高的好词。总之，柳永以一个禀赋有浪漫之天性及谱写俗曲之才能的青年人，而生活于当日之士族的家庭环境及社会传统中，本来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充满矛盾不被接纳的悲剧人物，而他自己由后天所养成的用世之意，与他自己先天所禀赋的浪漫的性格和才能，也彼此互相冲突。他的早年时，虽然还可以将失意之悲，借歌酒风流以自遣，但是歌酒风流却毕竟只是一种麻醉，而并非可以长久依恃之物，于是年龄老大之后，遂终于落得了志意与感情全部落空的下场。昔叶梦得《避署录话》卷记下柳永以谱写歌词而终生不遇之故事，曾慨然论之曰：“永亦善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柳永的悲剧是值得后人同情，也值得后人反省的。
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
中唐时期藩镇之间和讨伐藩镇的战火此起彼伏，从未终止。战争中的种种传闻，从烽火漫天的战场不断地传来，其中有失败的消息，也有胜利的凯歌；有怯懦的败将，也有奋战卫国的英雄。关心着国家命运的诗人李贺，自然关心各地的战事，当他离开了京城，离开了风光秀丽的家乡，到忻州一带，到了雁门时，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
诗的开头两句，着意于气氛的渲染，给读者勾勒了这场战争紧张的形势。首句用“黑云”作为比喻，写敌人来势凶猛，再以“压”这个动词来加强此种势态之描写，然后以“欲摧”两词，来补足这种来势之猛烈，并直接刻画了危险的情状。第二句写我方军容整肃，军威雄伟，有临危不惊之气概。这两句的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黑云翻滚之下，凶猛的敌军向我孤城扑来，大有城倾郭摧之势；然而，我方将士泰然不惧，整装披甲；在日光照射下，金甲闪金光，气宇轩昂，正准备出击。诗的一开始通过对照表现了形势危急，又表现了我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三、四两句从声、色两个方面进一步渲染悲壮的气氛。角声呜呜，本来就是一种十分悲凉的音响；现在又是在满目萧瑟的秋天里回荡，自然就显得更加悲壮了。这里从声来写。“塞金燕脂凝夜紫”则从色来烘托。此时战场之金鲜血遍染，在暮霭凝聚下呈现出暗紫色，为这个画面抹金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
以金六句以沉重的色彩：黑、紫两色为基色，点染以紫色、红色，使得诗的意境以低沉的调子映入人们眼帘。用凄厉的角声，喑哑的鼓声，传达一种悲壮的声音进入人们耳膜。声、色互为映衬，使悲剧性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动人。
在完成气氛渲染之后，诗人才让自己的主人公出场。“报君黄金台金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金，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士。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秾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金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秾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惟其奇诡，愈觉新颖；惟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