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这首词写出了采莲女子的活泼嬉戏情态。
首写荷花满塘,香闻十里的背景以及采莲女子贪玩而忘了采莲的情景。后二句是一个特写镜头,也是“贪戏”的进一步形象写照,欢笑之声可闻,活泼之状可见。汤显祖评道:“人情中语,体贴工致,不减睹面见之。
反映江南采莲优美风俗的第一首诗,是汉乐府《汉南可采莲》。后来梁武帝制《采莲曲》,梁、陈、隋三代相沿之作不少,但多浮泛轻靡。皇甫松是唐代人,生于江南,他的这组《采莲子》,则是清水出芙蓉,充满健康活泼的生活气息。 《采莲子》是唐代教坊曲,七言四句,句尾带有和声。此组歌词,若去掉和声,则无异七言绝句,呈示的是一位少女采莲的情景,这是其第一境界。包括和声在内则不同,展现的是采莲众少女一唱众和的情景,这是其第二境界。此词和声既传,则应欣赏其作为有和声之歌词而不是无和声之绝句的全幅境界。 两词的主角为同一位少女,两词回环映照,实不可分。先看前一首:“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菡萏即荷花。采莲是采莲蓬,但此时不妨还有迟开的荷花,如此则意境更美,荷花与红裙少女相映成趣。陂是池沼,即荷塘。香连二字,以荷花的清香把回塘十顷连了起来,并把采莲女曲曲引入荷塘深处,这样写法,有空灵之妙。句尾和声“举棹”,与现境相关,分明唱出众少女打桨荡舟的情景。诵之则仿佛一女歌声方余音袅袅,众少女已齐声相和。“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小姑是歌中人,其实不妨就是唱歌的少女,如此则有戏剧性,意味更妙。小姑平时藏深闺,今日入荷塘,林立的荷叶似乎隔开了人世的拘束,清清的水波更荡开了她的心扉。小姑不禁贪玩戏水,流连忘返。“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掉)”。“晚来”承上句“采莲迟”,“弄水”点上句“贪戏”。小姑弄水,大概是赤着双脚打水吧,到了兴头上,采莲船也给浇得水湿淋淋。可是她的娇憨之态还不止于此呢。“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小姑的无拘无束,憨态可掬,活脱脱就在眼前。句尾和声一起,伴随着众少女的一片笑声,那不消悦了。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