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游记。此记将两次游赏大龙湫所见揉合于一文,一值秋霁,一当冬旱,瀑布的景色不同,亦各有情趣。初游,作者从远处听到湫水骇人的洪大声音着笔,到形如大柱、屏风的巨石,故作曲折跌宕,而突然倾出如雷霆、暴雨、从天迸落的大瀑布,风骤水飞,气势如万马奔腾。再次游,作者笔下的情调,如缓韵轻歌,绘瀑布只丹青数笔,而以水在石上映红、斑鱼、黄猿、苍林、落叶,映衬大湫的溢如苍烟、鸣声壮急之美。全文文笔潇洒俊爽,平叙中有突兀,轻淡里着色彩。终篇以明月如故人作结,情趣盎然。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描写作者在秋冬两季游大龙湫的见闻。
第一部分写其初游时的感受。在这一段中,作者具体描写沿路的见闻。其写水声之大,撼人心魄,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的写法相似。只是苏文是实写,而此处则是虚写,借水声之大来渲染水势,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接着又从视觉的角度对沿路山景进行描摹,种种奇山异石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用新奇的比喻为奇异纷披的山石传神写照,描写颇为精彩。人俯、相倚、大楹、屏风、蟹螯等,巧妙地表现出了山石的千姿百态,而且动静相间:“作人俯势”是动,“如大楹”是静;“两股相倚立”是动,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时一动摇”则为静中之动。动静相间,所表现出的意象更为纷繁多姿。
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对大龙湫进行侧面的烘托之后,就对瀑布进行直接描摹。先极写瀑布之高,仿佛从天而降,再状瀑布的夭矫凌空之态,然后写它迸落深潭,发出如殷殷雷声般的震耳声音:视角自高而下,由仰望至俯视,极有层次地写出了眼前瀑布那种盘旋飞舞,轰然迸落的神姿。“震霆”二字,极言瀑布落深潭时轰鸣声音之大。瀑布凌空飞下,激起横射的山风,水沫随风飘洒,犹如暴雨骤至。这是瀑布将落未落时的雄伟气象。
接着写瀑布入潭,用一“捣”字,非常传神地表现出瀑布的雄劲之势,体现了作者炼字之精。瀑布捣入深潭,轰鸣声犹如万人奋击鼙鼓那样惊天动地。先写瀑布,继写水声,仍是从视听两方面落笔。水声给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中先后三次予以强调:先是“闻大声转出谷中”;继而亲临其境,感受到它“如震霆”、如“万人鼓”那样雄壮;最后又以“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来进行反衬和渲染,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大龙湫飞瀑的磅礴气势。
以上所写,是作者追记初游龙湫时的见闻,描绘了秋雨霪霪的雨季所见到的大龙湫奇景,下面则转而描写旱季的大龙湫。雨季的大龙湫,其基调是“雄奇喧腾”,而旱季大龙湫的基调则是“明丽幽静”。瀑布不再是那种夭矫凌空、声震山林的雄姿,而是呈现出“渤渤如苍烟,乍小乍大”的飘缈变幻之状;水声也变得回环潺谖,需要走上邻近的石桥,方能聆其清音。虽然不复能看见雄奇之景,却别有一番情趣,吸引游人留连忘返。这一段,侧重描写大龙湫四周的景物,与上一段突出描写瀑布本身不同。这里作者描绘出一幅明丽幽静的画面,以展示大龙湫旱季的美丽。
围绕着瀑布,他从动静两方面来写景:潭上清石与水气相映,红如丹砂;山石之间树木葱茏,碧绿细润,如翠羽凫毛。红绿两色,交相映衬,使这些静态的景物,更为生色。又以鱼和猿两种动物来写这里环境的自在悠然,远离尘嚣。鱼的闲暇逍遥点出山中景致令人心情怡然,同时也写出了潭水的清莹透澈。猿猴“窥人而啼”这一场面,着力渲染的是山中的静谧。猿猴啾啾而啼,更打破了山中的岑寂。作者承袭前人以声写静的手法,通过动静两组画面的相映照,突出了旱季大龙湫清雅如画的美。面对这样的美景,作者的游兴到薄暮还未尽,直至月出东山,依然徜徉在洒满月色的曲径上。这是诗的意境,诗意盎然的结尾,使文章余味无穷。
这一篇游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记叙了两次游历,通过不同季节的所见所闻,全面地展现了大龙湫的风姿。二者互补,将大龙湫的奇伟变幻尽收笔下;二美合璧,将大龙湫的奇丽景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结构上通篇用对比法:上一段写大龙湫的雄奇喧腾,展现出的是壮美的画面;下一段写大龙湫的明丽幽静,展现出的是优美的画面。雨季出游,着重写沿途的见闻及瀑布的磅礴气势;旱季重来,着重写瀑布四周的景物。上一段的描写是线状的,下一段描写是点状的。上一段详写的,下一段则一带而过;而上一段所略者,下一段则工笔细描。犹如秋冬两季大龙湫景色的不同一样,文章的上下两段也迥异其趣,充分体现出作者文笔的腾挪变幻之妙。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