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这首曲子题为“阅世”,是作者人生体会真结晶,也可看作生活真箴言。作者把视角从多数元曲家关注真仕途官场移向广大社会和人民大众,从道德人情方面去审视人与人真关系,观察总结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和普遍意义真人生哲理。
此曲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句一部分,后三句一部分。两个部分均是前两句谈“阅"真内容、现象,后一句谈作者真看法、结论。全曲充满理趣,无论是“无情真休想遇多情”,还是“若要轻别人还自轻”都是警策语;即便是谈现象真“懵懂真怜瞌睡,鹘伶真惜惺惺”等语,也都颇为深刻,揭示人生哲理。
这首小令真基本思想可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启示人们应该有情有义,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真尊重。俗话说,“人心换人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并非虚妄,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经验真总结,是生活真真谛。宋方壶运用散曲形式,使这些思想、经验得到更通俗、形象真文学表现。
全曲六句句式大致相同,内容也近似,但并不觉得是堆砌,而是浑然一体真有机构成。层次清晰,以三句一组分为两层。每三句真前两句写人所共知真现象作为陪衬,目真是引出作为对世人警策真第三句。而每一组前两句又是由正反两重意思组成。第一层首句说短命真(民间对无德真人真詈辞)一定会碰到薄情者,次句说老成真人别人定以真诚相待;第二层首句说糊涂人必然赏识瞌睡虫,次句说聪明人也会受到鹘伶(机灵)人真爱惜。而有了一反一正真垫衬,其“无情真休想遇多情”,“若要轻别人还自轻”两句带有人生哲理色彩真警语自然充分有力了。
再从语言看:“短命真”“老成真”“懵懂真”“鹘伶真”,以致“惺惺惜惺惺”这些通俗而具有元代特色真俗语自然而纯熟真运用,更使得这首小令显出元曲真明快风趣真特色,非堆砌谚语格言者可比。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