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此诗于常景中翻出新意，工巧奇警，独具风采。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新年即阴历正月初一，这天前后是立春，所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新年都还没有芬芳的鲜花，就使得在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人们分外焦急。一个“都”字，流露出这种急切的心情。“惊”字最值玩味。它写出了诗人在焦急的期待中终于见到“春色”的萌芽的惊喜神情。此外，“惊”字状出摆脱冬寒后新奇、惊讶、欣喜的心情 。这一“ 初”字，含有春来过晚、花开太迟的遗憾、惋惜和不满的情绪。从章法上看 ，前句“未有芳华”，一抑；后句“初见草芽”，一扬，跌宕有致，波澜起伏。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两句表面上是说有雪而无花，实际感情却是：人倒还能等待来迟的春色，从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竟然纷纷扬扬，穿树飞花，自己装点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百花盛开）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诗人对春雪飞花主要不是惆怅、遗憾，而是充满了欣喜。一个盼望着春天的诗人，如果自然界还没有春色，他就可以幻化出一片春色来。这就是三、四两句的妙处，它富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可谓神来之笔。“却嫌”、 “故穿”，把春雪刻画得多么美好而有灵性。诗的构思甚奇。初春时节，雪花飞舞，本来是造成“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的原因，可是，诗人偏说白雪是因为嫌春色来得太迟，才“ 故穿庭树”纷飞而来 。这种翻因为果的写法，却增加了诗的意趣。“作飞花”三字，翻静态为动态，把初春的冷落翻成仲春的喧闹，一翻再翻，令读者目不暇接。
第三、四段简要赏析：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嫌”、“穿”给春雪赋予人的情态，使雪花仿佛有了人的美好愿望与灵性，同时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似乎也给人春的气息，为诗歌增添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渲染了热闹的喜悦气氛，这就是运用拟人手法的妙处。
此诗的主旨，由于诗的境界的空泛性和意象的可塑性，对其内涵可以有不同的开掘和把握。《毛诗序》“乐育材”说流传二千多年，影响至巨。连批评《毛诗序》全失诗意的朱子，在其《白鹿洞赋》中，亦有“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长育”的句子。此所谓习用典记，约定俗成者也。对诗的主题，不同的理解可以并存，似不必存此没彼。这首诗的主题，爱情说更有道理，证据之一是人们公认《小雅》中典型描写男女相悦之情的《小雅·隰桑》篇，同《小雅·菁菁者莪》不论章法、句式都非常相似；前三章中“既见君子”句式一般无二，第四章都变换声调，各自成章。
此诗前三章都以“菁菁者莪”起兴，也可以理解成记实，然不必过于拘泥，因“在彼中阿”、“在彼中沚”、“在彼中陵”的植物，除了“莪”，当然还有很多，举一概之而已。第一章，女子在莪蒿茂盛的山坳里，邂逅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仪态落落大方、举止从容潇洒的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在女子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颤。第二章写两人又一次在水中沙洲上相遇，作者用一个“喜”字写怀春少女既惊又喜的微妙心理。第三章，两人见面的地点从绿荫覆盖的山坳、水光萦绕的小洲转到了阳光明媚的山丘上，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渐趋明朗化。“锡我百朋”一句，写女子见到君子后，因获得厚赐而不胜欣喜。第四章笔锋一转，以“泛泛杨舟”起兴，象征两人在人生长河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誓愿。不管生活有顺境，有逆境，只要时时有恋人相伴，女子永远觉得幸福。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十六句，但把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得引人入胜。和《秦风·蒹葭》相比，《蒹葭》在水乡泽国的氛围中有一缕渺远空灵、柔婉缠绵的哀怨之情，把一腔执着、艰难寻求但始终无法实现的惆怅之情，寄托于一派清虚旷远、烟水濛濛的凄清秋色之中。而《菁菁者莪》处处烘托着清朗明丽的山光和灵秀迷人的水色，青幽的山坡，静谧的水洲，另是一番情致。两首诗可谓珠联璧合，各有千秋。
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小诗，诗中抒发了诗人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极力渲染了诗人青年时期出征的豪迈气概。弓箭在霞光中闪耀着光辉，宝剑照耀着寒霜，在凛冽的秋风之中，诗人驰出了京城，奔赴为国效力的疆场；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报国的豪情壮志表现得十分充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者用诗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决心，说只要国家的河追地区没有收复，自己就不打算回头望一望故乡。这比汉代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话更进了一步。
这首诗先描写，后抒情，两者结合紧密。诗人把雕弓、宝剑、夜光、秋风，走马等形象集中起来，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描写之中充溢着诗人的报国热情。抒情时，诗人抓住了对国土丧失的痛惜，直述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决心。这首诗语言简炼、生动，节奏感强。
此曲起首二句，将古代两则有关重阳节的著名典故巧妙地做了对比，以工整的对仗和紧密相连的内容引出下文的叙述和议论。其一见载于惠洪《冷斋夜话》：北宋潘大临善作诗，然家甚贫。其友临川人谢逸曾写信问：“近新作诗否？”大临答云：“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来，遂败意。只此一句奉寄。”这就是著名的“一句诗”的故事。其二出自萧统《陶渊明传》：“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作者未必生活中真有如潘大临那样“催租人至”的扫兴遭遇，这里的“兴为催租败”，只不过是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俗务的典型性反映。本言“适兴”而先言兴“败”，目的是突出“欢因送酒来”。后一句因为有了前一句的铺垫，更加淋漓尽致地反衬出作者好酒酣酒快意欣喜的情态。这就是创作中的欲扬先抑手法。所以第三句顺势点出“酒酣时诗兴依然在”。尽管不如意事如催租般拂人情兴，但只要有酒大醉，借助其神奇的功力，结果“诗兴依然在”。这便将作者桀骜放旷的豪情和盘托出。
如果说首二句败兴和尽兴的对比突出了人世间雅与俗的尖锐对立，那么中间“黄花又开”和“朱颜未衰”二句则在红黄对比之中，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菊花之盛开上承陶渊明九月九“满手把菊”之典。红颜未衰，则是作者表明自己是个充满生活热情的人，而不是个万念俱灰、毫无易趣的行尸走肉。如此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如何好的人生阶段，“正好忘怀”。作者的酒兴、诗兴，都是摒除人世干扰，“忘怀”的结果。忘怀的根据，一是“黄花又开”，二是“朱颜未衰”。前者代表了“西皋亭适兴”的佳令和美景，后者则是作者壮志未消，意欲有所作为的内心世界的发露。
小令至此，“适兴”的题目已经缴足，妙在结尾又添上了两句奇纵的豪语：“管甚有监州，不可无螃蟹。”这里又是用典。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这则典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所称道，如苏轼就有“欲向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的诗句。作者将钱昆有螃蟹、无监州的条件略作改动，“管甚有监州”，说明就是有监州在旁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显示了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而“螃蟹”也是重阳节令之物，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套数中“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就是一证。《世说新语》载东晋的狂士毕卓，曾有“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的豪言。此曲中的“不可无螃蟹”，正是“欢因送酒来”的重申和补充。末尾的这两句，同毕卓的豪言快语在精神气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曲子表现出作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性格和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全曲活用典故，一气呵成，毫无滞涩生硬之感。其横放豪纵，深得散曲曲体的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