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
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
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
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