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这首诗前两句很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怜之意,后两句的春风一年一度的相惜,有传达出一种惆怅和无奈之感,但是还是有感谢之意在,或许花落花开不为春风,但是春风却依然牵挂。作者的惆怅自怜情怀显露无疑,孤芳难自赏,唯有春风来。诗句当中自然也有对春风的感激。
鉴赏这是一首集句诗,即集合前人诗句而成。集句体诗,始于汉魏间诗人应璩、傅咸,唐人称为“四体”, 至宋时盛行。王安石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这首“梅花”绝句(《王文公文集》卷七九题作《送吴显道》),系截取唐宋四位诗人的诗句,经过巧妙组合,赋予新意,而又辞气相属,如出己手,无牵强凑合的痕迹。 “白玉堂前一树梅”,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的《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唐人万首绝句》卷十二)“为谁零落为谁开”乃是唐代诗人严惮《惜花》中的一句:“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同前卷三七)而“唯有春风最相惜”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中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人万首绝句》卷二五)最后一句“一年一度一归来”则出自宋初詹茂光妻的《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宋诗记事》卷八九)诗中的梅花,既有“零落”又有“开”,表明了诗人对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受,让读者在看到花木零落的同时,又欣赏到梅花迎春、春光明媚的景色。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这首诗主要是借原诗句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晚年的王安石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与入世的分别,体会解脱的自在,体会融入自然的恬静,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诗透过吴国馆娃宫如今的破败景象,极写当年的奢华生活,寄寓奢靡必亡之理,抒发了怀古之幽情及对世事之慨叹。全诗寓情于景,托古讽今。
“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二句设定了全诗的场景:吴王夫差曾为西施筑馆娃宫,如今西施已故,宫殿成为遗迹。诗的开头就定下了全诗怀古伤今的基调。
“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二句从驽台、香径两个有代表性的遗迹来描写馆娃宫古迹的现状。“逢金镞”,“露玉钗”或出于艺术虚构,并非实有其事。“驽台”、“香径”、“金镞”、“玉钗”这些意象显示出昔日的繁华,也表现了当时吴宫生活的奢靡。而“坏”、“销”二字则突出了如今的破败景象,表明即使再繁华奢靡,也已经是过眼云烟,就如一场空梦。
“砚沼只留溪鸟浴,屟廊空信野花埋”二句承上联,选取砚沼、屟廊两个典型遗址,进而描写其它古迹的现状。这里的“只”、“空”二字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之意。
“姑苏麋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二句运用“荒台麋鹿”这一典故,追怀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谏言,吐露朝代兴废、世事无常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