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笙箫寒竹响，百年风雨古槐姿。
果悬幽槛朱初熟，蔓度空墙翠欲垂。
野趣转深身愈老，故应寂寞畏人知。
一部笙箫寒竹响，百年风雨古槐姿。
果悬幽槛朱初熟，蔓度空墙翠欲垂。
野趣转深身愈老，故应寂寞畏人知。
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水中的白珋已经消失了，水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无优无虑，恬然适意。诗的第二句紧承首句写道：“白蘋吹尽楚江秋。”诗人象是回答说，正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蘋都吹落了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身处秋气潇杀、万物凋零的深秋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觉，反而无优无愁，安然处之。本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生大兴悲叹之辞。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宋玉作《九辩》，第一句就叹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此诗作者能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不寻常的举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意、“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在这里，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人对闲适味道。飘逸、淡泊无求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然无悲可言，“一任晚山相对愁”。此时，作者远远望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山本来不会悲愁，在超脱淡泊的道人看来，晚山也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上去象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潇洒飘逸。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这首诗就有些谈禅（佛教道理）的味道。但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达，真的能超凡脱俗。其实他写要“休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蘋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所描写的形象。
全词以咏梅为中心，把天涯与江南、垂老与少年、去国十年与平生作了一个对比性总结，既表现出天涯见梅的喜悦，朝花夕拾的欣慰，又抒写不胜今昔之慨，表现出作者心中郁结的不平与愤懑。
上片写惊喜。“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宜州地近海南，去京国数千里，说是“天涯”不算夸张。到贬所居然能看到江南常见的梅花，作者很诧异。“梅破知春”，这不仅是以江南梅花多冬末春初开放，意谓春天来临；而且是侧重于地域的联想，意味着“天涯”也无法隔断“江南”与我的联系（作者为江西修水人，地即属江南）。“也有”，是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口吻，显见环境比预料的好。紧接二句则由“梅破”，写到梅开。梅花开得那样早，那样突然，夜深时嗅到一阵暗香，没能想到什么缘故，及至“晓来”才发现向阳的枝头已开繁了。
虽则“开遍”，却仅限于“向南枝”，不失为早梅，令人感到新鲜，喜悦。“夜阑（其时声息俱绝，暗香易闻）风细（恰好传递清香）”时候才“得香”，故云“迟”。此处用笔细致。“也有”表现出第一次惊喜，“不道”则表现出又一次意外，作者惊喜不迭之情，溢于言表。
至此，作者已满怀江南之春心。下片以寿阳公主关于梅花的浪漫故事引出自己的感慨。《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一句“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不但将旧典翻出新意，而且还表现出一个被贬的老人观梅以致忘怀得失的心情，暗伏下文“少年心”三字。
想到往日赏梅，对着如此美景，总想把酒喝个够；但现不同了，经过十年的贬谪，宦海沉沦之后，不复有少年的兴致了。结尾词情上是一大兜转，“老”加上“尽”的程度副词，更使拗折而出的郁愤之情得到充分表现。用“愿杯深”来代言兴致好，亦形象有味。
这首词写得极为深挚，是山谷孤清抑郁的人格风貌的写照。作者先写在边地宜州看到梅含苞欲放，接着写夜晚微风中传来梅花幽香，最后写早晨梅花开满枝头。由“梅破”到“得香”再到“开遍”，作者很有层次地描写了梅花。全词由景入手，婉曲细腻；以情收结，直抒胸臆。整首词风格疏宕，颇具韵味。在情调上，上片写梅花，写得亲切婉媚，下片抒感慨，则颓然悲壮，在人与花的对照中，依然可见作者那正直不屈的人格。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