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起句“掩凄凉、黄昏庭院，角声何处呜咽。”便在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下，从视觉上展现出黄昏日暮时庭院荒索的景象。接着又从听觉上写远处的角声，耳闻角声，却辨不清传自何方，仿佛四面八方都在呜咽。置身于这种情境中，一个本来就抑郁寡欢的人，更感到心神茫然不知所从。“矮窗曲屋风灯冷”，虽然窗低屋深，但经年累月，已经很不严实的房屋，寒风仍然透墙入户，吹动灯火摇摇晃晃，连屋中的主人也不禁寒栗起来。这句词，意在表现词人内心的寒冷与情绪的波动。接下来以“还是”二字唤起昔日“苦寒时节”的追忆。同是“苦寒时节”，但心情冷暖却竟然如此不同：过去曾与恋人嘘寒问暖的情景一一成为往事；如今心头的余温尚在，不过单凭这一点余温怎能敌得住严冬袭来的酷寒呢？于是词人凝立良久，沉溺于感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此时映入眼帘中的“翠被熏笼”，从前是那么温暖，现今人去物在，夜夜只是虚设床头，只能使人触目伤情罢了。
那么，既然“夜夜成虚设”，又何必睹目伤心而不把它收拣起来呢？当然其中自有一番用意。冯延巳《菩萨蛮》词：“翠被已消香，梦随寒漏长。”可见词人“念翠被熏笼，夜夜成虚设”大概是希望借此招来魂魄（翠被原与招魂有关，宋玉《招魂》：“翡翠珠被，烂齐光些”就是明证），渴盼恋人夜夜入梦，重温“熏笼蒙翠被，绣帐鸳鸯睡”（韦庄《酒泉子》）的当年旧情。然而，好梦难成，寄望得愈深切，失望得也就愈沉重，结果反而夜不成寐，“倚窗愁绝”──只好起来倚窗待晓，形影相吊，度过这漫漫长夜了。伤心人此时此刻多么需要一些儿宁静，可是“听凤竹声中，犀影帐外，簌簌酿寒轻雪。”窗外庭间的凤尾竹丛被寒风吹动，发出簌簌声响。夜深人静，词人独自一人，仅隔一重薄帐，户外轻雪飘落的声音听得那么分明。可以想象，轻雪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寒冷的日子。从上片所写的情与景来看，天寒不解人意冷，而心寒又得不到温暖，内外交迫，寒上加寒，词人将怎么度过这漫长的严冬呢！
下片起句：“伤心处，却忆当年轻别。”全然是自责的口吻。“伤心处”便是指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因此，词人自然而然地追忆起当年与恋人离散的情由。虽然其中原委在词中并未直说，但此处特别拈出“轻别”二字，可见当初与恋人分手决不是因为生活或感情上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和分歧，同时，也说明责任主要在词人一方，如今自己酿成的悲剧只好由自己来做这场悲剧的主角。除了追悔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下句“梅花满院初发，吹香弄蕊无人见，惟有暮云千叠。”这里是把物态幻化为人情。枝头的梅花散发着阵阵幽香，花蕊含笑仿佛有意逗人爱怜。这一切都分明看在眼里，却又偏说“无人见”，似乎失于文理，但却耐人寻味：一则情人远别，她再也看不到这诱人的梅花；二则词人心情忧伤，尽管雪夜梅绽，清景无限，却无心玩赏，岂不见也等于不见吗？依旧是当年美好的赏梅雪夜，然而伊人却不同在，缠绵悱恻，对景难排。举目遥天，惟见暮云千重万叠，思念的人儿却天各一方，又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踪迹呢？“情未彻，又谁料而今，好梦成吴越。”当初的轻别既然不是由于爱情的破裂，却落得个情未终而缘已尽，好梦未竟而反目成仇（吴、越是春秋时代有世仇的敌国。这里是借指情人之间的反目）的意外结局。这么一场令人追慕的恋情，既然未能始终如一，就应该从此了结，免受折磨。但如今虽然人各一方，却偏偏藕断丝连，“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周邦彦《兰陵王·柳》）。应该看到，这里词人有一句内心独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既有当初，又岂能没有今日呢？
最后，从“不堪重说”起，词人转而自慰，这只是出于心灵上的自我安慰。其实不“说”不等于不想。想什么？自然是千种风情，万般恩爱……但词人却将如此复杂微妙的感受竟出乎意外地概括成一个单一的独立意象：“重门深锁，犹有夜深月。”重门锁后，只有那深夜的明月知道这一切。牛峤《应天长》词：“鸳鸯对衔罗结，两情深夜月。”却又都不说出这一切，只好由读词的人自己去联想：当初，月影婵娟，两情欢爱，不愿就眠；月下携手，寒夜赏梅，自有一番“除却天边月，没人知”（韦庄《女冠子》词）的情趣。如今又是轻雪之夜，满院梅花初放，感到的却只有苦寒。……这岂不是又在“重说”了吗？不过不是词人说而是读词的人在替他说罢了。
“主人就我饮”四句为过渡句，引出了扶风客舍的主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从“十五役边地”到“路旁谁忍看”是扶风主人自述其军旅生涯。这里明显化用了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句意：“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战地归来，家园零落，满目凄凉，虽然满心酸楚，但想到“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心里还是有几分庆幸。这在行文上为下文抒写珍惜太平盛世的生活感慨作了过渡，转承显得十分自然。
“幸逢休明代”以下四句是扶风主人抒发欣逢盛世及年老体衰的感慨。
收尾六句是扶风主人对诗人的劝慰勉励之词，语重心长，感情真挚。
全诗写景叙事，有条不紊。其间颇多转折，如九九回廊，迂回曲致。老人之言语带沧桑，但终不流于伤感，感人至深。此诗从风格上看，虽有几分沉郁，但仍是盛唐气象的回响，内容和形式结合巧妙，谋篇布局颇见匠心，不失为一首优秀的边塞诗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