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联用《世说新语》中过江诸人的典故,说自己今天再也没想到会和当年过江诸人一样,作楚囚相对,为国家沦丧而伤心,但对挽救国家命运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诗既表现自己对现状及前景的哀怨愤慨,也因己及人,感叹朝中大臣也都个个束手无策。诗用“真成”、“遂无”加重语气,流露出极大的无奈。
次联由国事的伤感转到自己的处境,在格调上与前保持一致。诗用了两个比喻,一说自己像盘旋绕枝的乌鹊,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句意,写自己颠沛流离,无处栖托,表示惆怅与不平。一说自己像不会筑巢的鸟儿,用鸠不会营巢的典故,自叹无能,没法为自己谋个安乐窝,对中原沦陷后,由于自己不善逢迎,没人援引,从而生活困难表示不满。两句都用鸟的典故,为诗家忌讳,但曾几因为用得很活,密切自己“寓居吴兴”的感受,所以没有粗疏谫劣之病。
第三联直承首联,写忧国之情。过江诸人对泣新亭,叹神州陆沉,是往事,也是眼前的实事。第一联写了无力挽回国家倾覆的命运,这联直写国家沦亡后的状况。如今江北江南,音讯断绝,成了两个世界,眼前的秋风秋雨,是何等的凄清,自己又怎能长久淹留这里呢?秋风秋雨,既可看作实事,表现自己悲秋的愁闷,也可看作国家的象征,这番萧杀的状况,正同眼前国家面临的局势,怎能不使人忧虑万分、感慨系之呢?这一联格调轻快,在流动婉转中包含沉重的感伤。这样造语,显得情深意长,是曾几诗的特长,也是他最喜欢用的句型,如他在《发宜兴》的第三联也这样写:“观山观水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直接学黄庭坚名句“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次元明韵寄子由》)。由此可见曾几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关系。
尾联宕开一层。国事如此,家事如此,自己又漂泊落魄如此,诗人不由得徘徊低迷,心怀郁郁。想要依靠某个有权势的人,如王粲投靠刘表一样,获得暂时的安定,也是梦想,他放眼遥天,只见到夕阳西下,孤云飘浮,不觉油然而生愁意。“落日孤云”在这里是写景,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感到自己正像黄昏中飘浮的一朵云彩,不知何处是归宿。这样一结语意双关,余情不尽。
该词上片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下片写他乡的不适、危机与迷惘感。同时词人运用象征手法,借所遇到的景物来为自己写照,抒发自己的心声。
上阙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
词的首句写冬天雁由北向南迁徙。“情沿物应”,才发而为词,“道寄人知”,借以表达因雁而兴起的伤感。“风雨群相失”的“风雨”,表面是指自然的风雨,骨子里却是喻指人世社会的风雨,是骤然袭来的战祸。接下去便以雁之饥渴辛劳、无力续飞与孤宿寒汀的情景,来比喻人们在逃难途中忍饥受寒、疲惫不堪和孤苦无依的惨状。
下阕以雁之忧惧被人弋射和茫茫无处归宿,以及哀鸣而无人怜顾的孤危,象征他与广大人民当时类似的处境与心情。
“渴鹭苦难亲”一句,承上句“寒汀立”而有所深入。渴、鹭与雁,都是栖宿于沙洲汀渚之间的鸟类,而说“难亲”,便有地下亦难宁处之苦;“赠缴忧相逼”,则天空中更怕有性命之忧。《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虽有赠缴。尚安所施!”而这里的鸿雁苦于身心交瘁,无力高飞,便易被猎人所射杀。如此借旅雁的困厄以写人间的忧患,可谓入木三分。结尾续写旅雁之苦。“云海茫茫”亦即人海茫茫,一语双关,余悲不尽。
全词处处写雁,但又处处在写自身的处境与心绪,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词人写的虽然是个人在逃难途中的遭遇与感受,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却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普遍的意义。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