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这首诗采用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眼前的长虹、孤雁与内心的愁思溶合在一起,描绘出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海欲竭”“秋更哀”的苍凉景象,既喻衰亡中的金朝国势,又喻孤独忧伤的诗人。末句中的“残阳”与首句的“霁景”相应,愈显沉郁、凄凉。全诗结构严谨,首尾呼应。
首联紧扣诗题。“绛阙”点明登临之地;“霁”点明登临之时;“遥天”是登高所见;“登眺”二字虽未点出,但已自寓其中。句末“开”字用得极好,此前“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令人窒息的情景及此时乌云乍开,胸中沉闷顿然若释的心境尽在言外。阴霾廓尽,晴空如洗,万里蓝天,纤细毕现,金碧辉煌的宫阚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的美丽景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然而,久久盘旋在诗人胸中的郁结并未随之尽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意向把诗人的视线很快拉回,纤细毕现的晴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周围饱受兵燹之后的疮痍。在满目疮痍中,尤引诗人注目的是金明池那正被秋风吹荡,处于一片萧瑟凋零中的高树,一种故国乔木、铜驼荆棘之悲油然而生。该联赋中有比,象中含兴,以下诸联紧扣“雨后”“登眺”四字,围绕亡国之悲,赋陈其象,因象见意,皆由此生发。
颔联首句之“长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景物,然诗人“以我观物”,故续之以“下饮海欲竭”。该句以“海”喻金国,以“长虹”喻蒙古军。着一“欲”字,以预示金国必亡,人民将被屠戮殆尽的悲惨命运。对此,诗人悲戚愁惨,哀恸万分。而此时恰又有一群大雁呱呱南飞,凄唳的叫声,使萧杀的金秋更添了几分凄凉的气氛。传说雁群中领头的,都是失去配偶的老雁,因孤苦伶仃,再加知前途艰险,故其叫声分外凄凉。诗人此时际遇与“老雁”相近。上年,老妻病故;本年,幼女夭亡,国家的前途又复如此,故于老雁的叫声尤感揪心。同时,此处也有以秋雁哀鸣,来喻中原人民的流离失所,奔走呼号的意思。诗人远目飞鸿,心影相随,际遇之悲,国衰之痛,充溢宇内。
登临的所见所闻,莫不生悲;国事家事,皆不堪言。诗至此,似乎再说已属多余。然而诗人毕竟是大手笔,颈联又掉笔言其所思,使诗极尽波澜起伏之致。诗人由明池联想到昆明池,又由昆明池之黑灰联想到刚停的暴雨及暂时平息了的战乱,遂幻想劫火亦有终归息灭的。但幻想不等于现实,尽管诗人不甘亡国,想入非非,可这一厢情愿一经理智撞击,便化为乌有,于是对句又言“神嵩何计得飞来”。“神嵩”(中岳嵩山)绝无从数百里之外飞来汴京之理,无救兵可求进而期望中岳来作屏障,可见诗人绝望之极。句中不说“无计”而说“何计”,着“何”字表现出诗人在绝望之中反复挣扎的几多情思。
尾联以阮籍自况。是时诗人久于悲痛,泪已无多,不堪眺望吹台,只有追怀往事,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徒增悲伤了,故有“莫傍”二字。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从这自我克制、收敛之辞中,更能体味到诗人泪往心里流那凄婉哀绝的悲伤,收到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这首词起句紧紧扣住题目中的“大风雨”,用“骤”和“驰”二字给人以迅疾、突兀的感觉,使“大风雨”具体化、生动化。但和“雨骤风驰”造成的急风暴雨式气氛相对应的舟和舟上的人,却活泼而惬意,驾着小船轻快地度过了溪湾。更让人惊奇的是大风雨中“江豚吹浪湾,沙鸟得鱼闲。”词中“吹浪湾”用拟人化的手法高度概括出了江豚的这一“特技”。而“沙鸟”在暴风雨中也不仅无所畏惧,而且还捕捉到赖以为食的鱼,悠哉游哉,轻松之至。这种迅疾和舒缓、朦胧和清晰所造成的强烈对比,非常逼真,从词中仿佛看到一幅有人物在内的写意山水画。
上阕所写是作者耳闻目睹到的,他或许就在那只船上,所以真切,所以形象,所以如闻其声,如见其景。下阕则是作者由眼前的景象所激发出来的内心情感。他首先想到的是当时词坛的不景气,词风的衰颓。“绝代才人”暗指李白,李白的六首《横江词》就是在这里写的。“借他只手回澜”,作者希望在词风“既倒”的危急情形下,出来“绝代才人”力挽狂澜,改变今不如昔的现状。如果说龚自珍所呼唤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是从全社会着眼,指现实中的历史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等,那么薛时雨在此所召唤的,则专指文学界的文学家、诗人、词人。“而今无复旧词坛",既是对过去的怀念,又是对现状的不满。但是词坛的“不复”还有其他因素。所以,作者的呼唤也好,慨叹也好,几乎是徒劳的。结尾一句“马当山下路,空见野云还”就体现了这种不得再见昔日才人的无可奈何的心境。这中间,包含着许多用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谭献评此词“结响甚遒”正是基于这一点吧。另外,最后才点出题目中的“马当山”,确有前呼后应,首尾相照之妙。
薛时雨在其《藤香馆集》所附二种词的自序中说:“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这个自我评价自然也包括这首词。至于“犯一直字”的“直”,在这首词中,却不突出,因为它在率直奔放的同时,又能转折如意,见其韵致。
诗以“野望”为题 ,是诗人跃马出郊时感伤时局、怀念诸弟的自我写照。
首两句写野望时所见西山和锦江。西山主峰终年积雪,因此以“白雪”形容。三城,在当时驻军严防吐蕃入侵,是蜀地要镇。
中间四句是野望时触发的有关国家和个人的感怀。三四句由战乱推出怀念诸弟,自伤流落的情思。海内外处处烽火,诸弟流散,此时“一身遥”客西蜀,如在天之一万。诗人怀念家国,不禁“涕泪”横流。真情实感尽皆吐露不由人不感动。
五六句又由“ 天万”“一身”引出残年“多病”,“未”贡微力,无补“圣朝”的内愧。杜甫时年五十,因此说已入“迟暮”之年。他叹息说:我只有将暮年付诸给“多病”之身,但“未有”丝毫贡献,报答“圣朝”,是很感惭愧的。
杜甫虽流落西蜀,而报效李唐王朝之心,却始终未改,足见他的爱国意识是很强烈的。中间四句,由于连用对偶尔将诗人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特别是报效李唐王朝之心,艺术地得到有效概括。
七八句最后点出“野望”的方式和深沉的忧虑。“人事”,人世间的事。由于当时西山三城列兵防戍,蜀地百姓赋役负担沉重,杜甫深为民不堪命而对世事产生“日” 转“萧条”的隐忧。这是结句用意所在。诗人从草堂“跨马”,走“出”南“郊”,纵目四“望”。“ 南浦清江万里桥”是近望之景。“西山白雪三城戍 ”,是远望之景。他由“三城戍”引出成乱的感叹,由“万里桥”兴起出蜀之意。这是中间四句有关家国和个人忧念产生的原因。
杜甫“跨马出郊 ”,“极目”四“望”,原本为了排遣郁闷 。但爱国爱民的感情,却驱迫他由“望 ”到的自然景观引出对国家大事、弟兄离别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反思。一时间,报效国家、怀念骨肉和伤感疾病等等思想感情,集结心头。尤其为“迟暮”“多病”发愁,为“涓埃”未“答”抱愧。
此诗前三联写野望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即由向外观察转为向内审视。尾联才指出由外向到内向的原因。在艺术结构上,颇有控纵自如之妙。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