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第一首诗以悲情起句，遣词造句处处含悲。“野哭”、“病眼”、“苦思”、“霜重”、“残灯”、“孤舟”诸语，无不充满冷寂愁郁的色调，望而生悲。当然，诗人如此惆怅郁结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的。写作此诗时，正值除夕之夜。除夕是一年的终结，站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免让人心生岁月如流、人生易老之叹。苏轼说洗过头后，感到头轻发疏，就是这个意思，此其一。其二，除夕是合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最重要节日，但诗人却受命在外，远离故土，思乡之情、羁旅之意油然而生。其三，诗人彼时迁谪出京在杭州任职，是由于与改革派的王安石政见不合所致，命运多舛，仕途偃蹇的忧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这种情怀在第二首诗中展露得更明显。万家合欢的除夕之夜，诗人独在异乡，饱受严寒，辗转难眠，触景生情，歌哭皆悲。不过，这首诗也不尽是悲情。末尾两句，诗人写他从残灯的一线光亮和小舟的一夜托身里，感受了一丝的温暖和美好，所以他要感谢它们，这就是苏轼的超迈之处了。这其实也是下文写自己的豁达乐观张本。
第二首主要写政治上的失意。首句“南来三见岁云徂”，三年之中，诗人虽然不断上陈己见，无奈与当权者多有不合，终不能回朝。诗人由此感叹恐怕自己一生都要在谪居在外，奔走宦途了。第三句写是年老心境：人老了，就不想看新的年历，怕勾起对年华流逝的伤感。第四句中诗人自比“旧桃符”。桃符是民间新年时悬于门户、用以辟邪的桃木，上面刻有传说能食鬼怪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形象，一般是一年一换。“拟学旧桃符”暗指诗人要抛却不如意的仕途。这当然是一时之意。五六两句写自己的老态。而诗人以“老”、“病客”自称，实际上是就心境而言的，因为在年龄上他当时才38岁。末尾两句是全篇之眼。诗人一扫前面的郁闷，表示要用“穷”和“愁”换取长久的健康，要屠苏酒来迎新年。正月初一饮屠苏酒是一种习俗，饮用的顺序是自少至老。诗人说“不辞最后饮”，表明他不以岁月流逝为意，以豁达乐观待之。以此观照开篇，更见苏轼豪放旷达的情怀。
这两首诗是羁愁之文，构思精巧，落墨不俗，收束更是出人意表。诗人用笔老成，写景抒情，形象深致，曲折顿挫。
此词主要写歌女的才情与美貌。
上片写在淡月、低云、微风的惬意环境中的动人歌声。这是一个天气不错的夜晚，云低月淡，轻风吹拂着楼台翠幕，一场夜宴进行到了拂晓时分，就在夜色将阑的时候，《梁州》曲的节拍由慢而繁，美丽歌女的歌声变得婉转动听。起句点明地点、时间，暗示宴会持续时间之长、与宴者之欢快。次两句点明节候之美好、环境之高贵雅致。上片结句由自然而人声，突出音乐旋律之婉转动听。
下片重点写舞女，直接描写歌女丽质天成之美。她随着乐曲翩翩而舞，长袖生香，天生纤腰显得更加婀娜，这是舞女给人的感官享受。末两句写歌舞之后，她擦去香汗，重匀脂粉，而喝酒祛寒后，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是写舞女跳舞之投入及带给人们的美的享受。
这首词就题材而言，在欧词中属于侧艳类，但艳而不俗，亦真实地展现了年轻的欧阳修洛阳生活的一个侧面。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