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大道之行的主题思想
此文在阐明“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里人人都能受到社会关爱，安居乐业，且各尽所能，这里寄托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
文中拿现实社会跟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其中已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形：社会变乱纷乘，动荡不安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盗贼横行，混乱不堪。
总之，此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幸福憧憬。虽然主观目的，只是论说礼仪、阐释古制、宣传儒家思想，但其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圣贤留给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读来启人深思，鼓舞人心。
分层解析
第一层
（一、二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三、四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2、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3、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五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诗前小序，交代诗人为庾肩吾补作《宫体谣引》的缘由，说明诗篇抒写庾肩吾“潜难会稽”后的悲伤感受。
诗的开头两句描写宫廷荒凉的情景，壁上的椒粉已经发黄，成为野粉，宫殿里飞满湿萤，已经荒废，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国势沦败”的艺术写照。三四句梦忆东宫生活，我本是台城里和皇子唱和诗歌的人，现在秋夜里还常梦见太子的车辇。诗的后半首，叙述肩吾愁苦衰老的近况，表达出甘守屯贱的意愿。“吴霜”，应会稽地望，“塘蒲”，点身已衰老，回想起离开宫门时，依恋不舍，怀念君德，甘愿遭受危难贫贱，“心如砥柱”，绝不变心。全诗不言悲而悲意充溢字里行间。
诗人探寻梁代庾肩吾的前事，应是叹恨那些曾任东宫官而后遭贬斥的人。诗人生活的时代，曾震惊朝野而备受大家关注的事件，便是永贞革新，革新运动参与者之中，确有人曾任太子李诵的东宫官。诗人叹恨他们事业受挫败，命运困厄，不胜感伤，便运用“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的诗句，抒发悲叹他们不幸遭际的情思。诗人不能无言，又不敢明言，便寓今托古，比物征事，从而形成长吉诗诡异独特的风貌。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叙，以此诗与《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赞叹道：“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这篇叙是诠解《还自会稽歌》的指导思想。李贺能从二百多年前的庚肩吾“潜难会稽”这件在别人看来极平凡的小事中，塑造了一个流落失意、但又不失刚劲之气的“羁臣”形象，并借以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多变的感伤和困顿潦倒中的悲愤之情，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杜牧把李贺的这类诗作誉之为“古今未尝经道者”，评价是很高的。杜牧在叙中还说：“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但结合庾肩吾的遭遇和李贺的身世，还是能看出些端倪的。
这首诗写得含蓄深沉。庾肩吾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但不能说这首摹想庾氏情事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宫体诗的传统，也不能据此诗而说李贺对宫体诗作者的怀念和向往。李贺不过是借和晚年的庾肩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处境，来抒发自己的忧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