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首诗都是想象,前两句写春夜的清冷孤寂,极力描写了其妻独居家中的寂寥,后两句想象其妻醒后想念自己的情景,通过对自己想象中的细节的刻画,描写出其妻期盼与丈夫早些相聚的心情。这首诗写的实际正是诗人思妻心切,可以说诗人是以思夫之心,表思妇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的前两句“酴醾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从大处落墨,极写其妻空闺寂寥。酴醾,作者用它来比喻其妻之“香梦”,一方面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也在着重强调:即便是这样甜美的梦,也害怕春寒寂寞的搅扰。更何况“翠掩重门舒,深锁空闰,又增加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气氛。这里的“燕子闲”有两重意思:其一,“闲”表示寂静,思妇“香梦”为“春寒”惊醒后,愁肠婉转,四顾寂寥,无可诉说,其二,“燕子护归巢为“闲”,鸟儿尚能雌雄相守,夜落归果,无形中把人的那种孤寂心情也就衬托得更强烈了。
接下来,作者又用“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两句诗写他妻子梦醒后思念丈夫,切盼与丈夫早些团聚的心情。前句诗用了两个细节:“敲断玉钗”和“红烛冷”。玉钗本为女子心爱之物,专用来梳妆打扮的。可是,由于丈夫久出不归,“首如飞蓬,谁为适容”,她竟慵自梳头,懒于打扮了。不仅如此,当她拿起了“玉钗”时,顿然间竟有无限的惆怅之情涌上心头,索性拿它来作为计算丈夫归期的工具,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想,一遍一遍地算,最后竟把玉钗“敲断”了。在这个细节中,作者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思”字,但思妇的那种心情却被刻画得那么突出,使人们仿佛能见到她的一脸愁容。同样,“红烛冷”一方面极言思妇“敲钗”时间之长,甚至燃尽红烛,天将破晓,另一方面还巧妙地暗示了女子红颜已老,青春将逝,由此更加衬托思妇的愁情满怀。
最后,“计程应说到常山”,既是点破思妇何以愁怀不解的句子——因为不管是“香梦”也好,“燕子闲”也好,“敲断玉钗”也好,作者尽管让思妇愁肠婉转,却并役有直说她是为了思夫才受了这样的煎熬,这句却以“计程”轻轻地点了出来,使诗意更加明确;同时,这句话又说明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作者在常山旅舍中想象的—这不仅因为“应说到常山”是一种猜测的口气,而这“猜测”让夫妇双方不谋而合,更增加了双方的思念之情,而且还因为前文中的厂“香梦”“重门”为女子所特有。至此,读者才真正弄清楚了“题邸间壁”与诗的关系:原来作者是以思夫之心,度思妇之腹。
上阙写景,起句“江南江北雪漫漫”气势壮阔,为全词创造、渲染出了一种特定的、寒冷空旷的氛围。“遥知易水寒”紧承起句,“遥”字表达了词人与帝后相隔遥远,但是因为心中牵挂,所以能够知道他们在远方被幽禁的痛苦,这种痛苦应该不止是肉体上的寒冷,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易水”源出河北,词人一方面借此点出北方国土的沦陷,一方面又取荆轲之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句意,增添悲愤之感。“彤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是词人看到的景象,在这里借景抒情,抒发了词人内心的凄凉情感。
下阕抒情,“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表达了词人对金人的痛恨之情。“天可老”化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海能翻”化用了汉乐府《上邪》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诗意。词人用这些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来说明让自己忘却国耻家仇的不可能。即便是“天可老,海能翻”这些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也不能消除对金人的仇恨,以极夸张的比譬反衬自己的创巨痛深。“频闻潜使问平安”,明明是天翻地覆亦难消除的深仇大恨,朝廷所作的竟然只是遣使问候这样轻飘飘的表面文章,两相对照,令词人黯然神伤,悲愤莫名。“几时鸾辂还”,以问作结,表现词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
全词写的虽然是亡国之痛,却并不鼓噪喧哗,而是曲折深婉,层层推进,于沉郁压抑之中凌空设譬、突兀而起,复又归于深长的叹息与无尽的忧思。全词借对二帝的思念与亡国之痛,深刻地表现了南宋初期爱国志士中普遍存在的悲愤心情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这是一首怨妇诗。李太白乃浪漫主义豪放派诗人。很多作品均狂放不羁,如“飞流直下三千尺”、“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细腻的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作品不是太多。
“君为女萝草,妾作冤丝花”。古人常以“菟丝”、“女萝”比喻新婚夫妇,优美贴切,因而传诵千古 。冤丝花为曼生植物,柔弱,茎细长略带黄色,常常缠绕在其他植物之上;女萝草为地衣类植物,有很多细枝。诗人以“菟丝花”比作妻妾,又以「女萝草」比喻夫君,意谓新婚以后,妻妾希望依附夫君,让彼此关系缠绵缱倦、永结同心。即所谓“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
“女萝发馨香,菟丝断人肠。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大意可能是说,夫君在外春风得意、如鱼得水,而妻妾却在家里忧心匆匆、痛断肝肠。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我只想用一个字来理解——怨。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妻妾在家除了相夫教子外,别无旁务,因而想入非非。我的归宿在哪里?夫君该不会在外面与别的女子“共芬芳”、做“鸳鸯”吧?
“若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妻妾向夫君表明态度:夫君啊!假如为妾的有二心的话,那么海水也可以用斗来量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海枯石烂不变心”吧!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