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官员魏扶,他是唐朝名相魏征的四世孙,魏扶也曾在唐玄宗年间出任过宰相。这首诗是他担任某次科举主考官监考时,步入贡院,看参加考试的学子很多都又紧张又忐忑,于是便即兴写了这首诗勉励他们。 这首诗前两句描写的是贡院中森然的环境和氛围。正值深秋时节,梧桐叶被飒飒秋风吹得落满森然的庭院,贡院的朱红大门紧紧关闭,学子们都在幽深的庭院深处奋笔疾书。这两句的描写看似写的是贡院环境,但也是应试学子们的焦虑心情,因为紧张焦虑的内心,所以在他们的感觉中所处的环境便是这般冰冷森然。
后两句则是对于广大应试学子的勉励,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承诺。这里曾经也是自己考试的地方,自己也曾在这里辛苦挥洒汗水,希望这次应试的学子能够保持平常心,不要忘记当初是为什么而读书。同时,自己也不会辜负当年的初心,也知道学子的不容易,定然会在考试中公正严明,不徇私。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8字,却是写出了一个前辈读书人对于后辈读书人的寄望和关怀,虽然看似写得没那么温情,但是想想当时魏扶主考官的身份,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写得很有水平。在《历代诗话》中对于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当时科举放榜制后,有位应试学子落榜,他觉得魏扶并没有做到公正严明,于是便将魏扶的这首诗每句减掉了两个字,以此来嘲讽魏扶。减字后的诗当是“叶落满庭院,朱门试院深。当年辛苦地,今日负初心”,改了以后其实前三句意思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最后一句意思却是截然相反,由“不负初心”变成了“负初心”,讽刺意味十足。
清·刘熙载《艺概》指斥周邦彦词“周旨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杂志亦不乏贬斥之词。其实,《清真集》编入“春景”类,描写闺情之作的词,情感真挚、内容丰富,委婉含蓄、别开生面,这首小令就是其中一首。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首先描写女子的外貌。以“春山”喻眉毛,以个别代整体,写人之美,五代冯延巳即有“低语前吹频转面,双眉钦恨春山远”。美成用“争秀”二字,有意同“春山”比秀,比“春山”更秀。“争”字意味深长,以动写静,更见生动。因为词人善于点化,化腐旧为新鲜,远比“淡淡春山”、“淡扫蛾眉”、“春山八字”、“眉蹙春山”具有新意。
“可怜长皱”充满词人的主观情感。“春山”喻眉颇具清俊之气。上句写外貌,下句表现内心愁怨。只描摹秀眉之美,让人想象其容貌之俊。层层翻出新意。
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承上,以花喻人的容貌,写哀怨情况。“清泪滴花枝”形容女子因伤心而落泪,呈现出一个美的画面,虽非首创,确也奇异。唐·白乐天《长恨歌》用“玉容寂莫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杨妃伤心掉泪;冯延巳《归自谣》用“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亦系客观描写,而周词运用翻进一层的手法。用花瘦比人瘦,古人诗词也用过,宋·黄庭坚《蓦山溪》‘‘春风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写伎女陈湘,也是客观描写,没有写出诗人内心之感受。而周词活用前人词句,不重复前人意思,另辟新境:似乎少女娇嫩的脸上,连几滴眼泪都禁受不得,会“滴破胭脂脸”。着眼于花,花人合一,用笔深婉。同宋-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词人无限的怜惜之情,渗透着词人无尽的关切之感。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曲折顿挫,摇曳生姿。将那委婉的情致、深厚的意韵,有层次地有深意地不断传出,故有“词家神品”(王又华《古今词论》)之赞誉。
上片主要写外貌,下片着力写内心。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清润”句承上,从侧面烘托女子的低沉情绪、满腹愁思。写其愁恨,先写“玉箫”,是象征,作陪衬。人物的风姿、孤寂从“知音稀有”中显露无遗。“知音稀有”是全词之主旨,也是愁恨的原因。既说明其才艺出众,又点出其歌伎身份。昭君出塞,尚有琵琶以寄幽怨,词中女子连托玉箫以寄相思的心情都没有了,深化了“知音稀有”的程度。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欲知”、“但问”与上片“可怜”、“莫将”前后照应,连属成句,巧设问答,运用相同的笔法,既像是女子自我内心的剖白,“顾影自怜”,又像是词人对女子的深切怜悯与体贴人微。“日日倚栏”、“亭前柳”,会使人不禁想起唐·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见柳就会引发离愁,触动闺情。词中女子日日倚栏凝望,离愁别恨,日积月累,积久弥多,足见闺怨之深。杨柳是愁怨的见证,“愁”而但问“亭前柳”。最后轻点一笔,一切都得到解释,全词也一气贯通了。据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天籁轩刊本)云:“周美成精于音律,每制新调,教坊竞相传唱,游汴尝主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李尝欲委身而未能也。”“欲知……但”,虚词的使用,显示出一种跌宕生姿的态势,回荡着愁恨的旋律。点出“日日愁”,同上片“可怜长皱”上下呼应,又“问取亭前柳”同“莫将清泪滴花枝”前后照应,进一步渲染。向亭前柳“问取”,暗示因离别而伤感而愁怨,含蕴深沉。
一曲小令,化用前人诸多诗词名句,自成佳制,别创新意。诚如《乐府指迷》所云:“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所说值得仔细体味。宋·张耒《秋蕊香》‘‘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东墙柳,春色年年依旧”,可以作为这首词的注脚。
“闺情”这个题目,是宋词中常见的。但周邦彦词写得新颖别致,不同凡响。闺情词自必以描写闺中女子为主,此篇不同凡响,就在于在同类题材中,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无称艳的辞藻,无刻意的雕饰,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笔致、清淡雅致的风格,给人以轻松率意之感。
这首词以“知音稀有”为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知音之叹是传统的题材。从上古“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到中古“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唐·杜甫《哭李常侍峄》),“知音谙吕”,“知音识曲”。自先秦、汉魏,乃至唐宋,“知音”一词时见出现。就是周邦彦《清真集》中,也时有知音之叹,如《意难忘》‘‘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至于(玉楼春》所谓“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乃是词人感伤官场难逢知己而向青楼混迹之悲;《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少年游·并刀如水》中的女子,以及这首词中的女子,都是写歌伎知音之叹,同时也寄寓了词人个人的知音之感。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