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江北人。一样春风两样情。晚寒潮未平。
江南人。江北人。一样春风两样情。晚寒潮未平。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这首诗是鲍照赠朋友诗中的代表作。由于通篇用“比”体，虽是一般古诗，却有着浓郁的乐府民歌气息。自汉魏以来，在文人作家所写的古诗中，这一首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全诗十二句，每四句一节，共三节。“轻鸿”四句写与傅都曹志趣相投，亲切订交。“风雨”四句，写两人分手惜别时情景。“落日”四句，设想别后离愁，并写自己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从结构看，并无什么大的起伏波澜，只是闲闲说起，怅怅结束。然而感情深挚，思绪万千，体现了诗人一腔孤愤。
全诗以“鸿”喻傅都曹，以“雁”自喻，此甚易知。但郑玄《毛诗笺》：“小曰雁，大曰鸿。”古人往往以鸿鹄并称而以凫雁对举，鸿鹄象征清高，凫雁则迹近微贱，可见此诗一开头便有扬傅而抑己的倾向，显得傅尊而己卑。而在“鸿”字上，诗人更着一“轻”字，“轻”自然有可能轩翥于高空；而在“雁”上却用了一个“孤”字，“孤”者，离群索居，寂寥无侣之谓。而“戏江潭”与“集洲沚”，一则高翔遨戏，一则独自幽栖，不仅动静不同，抑且有得意与失志之分。这两句看似客观描述，实已两相对照，说明彼此命运若云泥之悬殊。不过当二人无心邂逅，却又过从甚密，两两相亲。“邂逅”句表面上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已隐含一层转折；而第四句“缘念共无已”则又深入一层。“缘”者缘分，“念”者思念，“无已”，无终尽之谓。夫缘分无终尽，思念亦无终尽，非但作者对傅“缘念无已”，即傅对作者亦复如是，此正所谓“共无已”。这两句本写双方交谊笃厚，情深意惬，却以极平淡之笔出之，仿佛毫不着力。这就叫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第二节第一句“风雨好东西”，颇费解。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增补》引张玉谷《古诗赏析》云：“言遭风雨而东西分飞也。”则“好”字无着落。钱增补云：“按，‘风雨’句‘好’字去声。语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伪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孔颖达《正义》：‘箕，东方木宿。毕，西方金宿。’”按：钱所引证皆是。“好”与“善”无论为形容词、名词或动词，皆属同义。如言“好谋善断”，即善谋善断也。《洪范》之意，盖言东方箕星善于引起刮风，西方毕星善于招来下雨。鲍照此句则近于倒装，言东方之星善风，西方之星善雨，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亦随之不得不分飞两地，故下文紧接“一隔顿万里”，“顿”者顿时、立即之谓。语近夸张，故情弥激切。且人在相聚时每当境不觉，及别后追思，则有不可骤得之感。所以作者此处乃把笔锋掉转，“追忆”二句盖设想别后回忆当初同在一处“栖宿”之时（闻人倓《古诗笺》引《禽经》：“凡禽，林曰栖，水曰宿），则‘心耳’之间充满了彼此的‘声容’“。这里流露别后互相思念之情已溢于言表，却全从侧面虚写，文势虽小有跌宕，仍不显得着力。如果反复咏叹，自会觉得一往情深。谢灵运写情，多从内心矛盾曲折处进行峭硬的刻画，不深思冥索不易体会；而鲍照则多以自然平淡出之，仿佛古人说的“有若无，实若虚”。但鲍诗写情多发自肺腑，稍加咀嚼，便回味无穷。
最后四句，乍看全是景语，实则句句抒情。“落日”本身就是孤寂的象征，因日落而川渚生寒，则孤寂中带出了凄凉萧瑟的苦味。“愁云”句明点“愁”字，而“愁云”竟多得“绕天起”，则愁之不得解脱可想而知。“短翮”句以雁之不能高翔远引喻己之窘迫局促，说明诗人的处境是多么使他苦恼。“徘徊”句乃找不到出路的最形象的描写。试想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该是多壮观的景象；而今却徘徊于烟雾迷茫之中，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真是悲剧性的场面了。好友远别，满腹心事再也无人可以倾诉，因赠别而自伤身世，从诗人构思的逻辑性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全诗在戛然而止之中有着情韵不匮的余味，令人叹服。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全诗的大意是：在旭日初升霞光映照下，散花楼更显金碧辉煌、富丽堂皇。高梯入云，楼接霄汉，气象雄伟。诗人极目云天，心旷神怡，因而留连忘返。遥看潇潇暮雨飘洒向三峡，俯视春江绕城，景物尽收眼底。散花楼的美景竟然使诗人陶醉了。在此之后，诗人就要东行，前往三峡了。此时登楼竟如在九天云霄之上游玩。
诗人没有描写散花楼的建筑规模、营造特点、位置与布局等，而是通过金窗、绣户、珠箔、银钩、飞梯等器物的色、光、形、态的变化和辉映，显现出散花楼的高雅别致，宏伟壮观。“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这两句诗对仗修辞手法的运用，把初日临照下的锦城散花楼的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全诗仅有这两句不合格律，如果去掉这两句，此诗就相当于一首五言律诗了。而这两句在诗中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诗眼”。前句的意象构成一幅十分鲜明的画面，后句写出了诗人的快意之感，这两句初步显示了李白极端夸张笔法的感染力。末句“如上九天游”则是再次抒发登楼的愉悦之情。
综观全诗，形象鲜明，意境飘逸，情景真切，开合自然。不仅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虽属年少之作，已经显示了李白的诗歌天才，大手笔已见端倪，不是人尽能为之的。当时苏梃就称赞李白有雏凤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