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时萦绕心头情事,由于压抑往往变得更为强烈,便借梦境或幻觉来表现,这就是所谓潜意识。《牡丹亭》的“惊梦”,杜甫的《梦李白》,都是此种潜意识作用,文学上屡有反映。
此诗的前两句描写梦中之境,情调欢乐、兴致浓烈;后两句描写梦醒之后的情景,笔锋转折、怅然若失。此诗语意简洁,主要特点是布置得法,情味调度,以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衬托出两人的深厚情谊。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李”两句写入梦。元稹与白居易中进士后又同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制举“拔萃”登科。按唐朝惯例,进士录取放榜,皇帝即在曲江赐宴,然后登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曲江、慈恩寺向为长安名胜,平时更少不了骚人宴饮,墨客流连。元稹和白居易也曾有多次李寺。此诗先把往昔经历的画面剪辑成梦。慈恩寺为高宗李治纪念生母长孙皇后所建,有十三院落。“院院”不仅加强“景深”,也深化了偕李情趣。此是虚景,虚中有实。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写出梦。伴随亭吏的吆喝,画面从慈恩寺梦中情景,转为梁州驿亭醒时惊觉。此是实境,实中有虚,前后相映成趣。“排去马”为此诗艺术构思关键,上承“院院李”盎然李兴,下承惊醒时索寞意绪,先让时间交迭产生错觉,又把空间拉开扩大距离。此种“大跨度”“大写意”结构方法,具有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此诗平平叙事,无惊人之笔,委婉情致全蕴蓄记叙中,体现唐诗“本色”特点。元稹“忽惊身在古梁州”,也同样表现了浑融真醇情性与蕴藉无尽风流。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该文节选自《秋水》。
《秋水》是《庄子》中的又一长篇,用篇首的两个字作为篇名,中心是讨论人应怎样去认识外物。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北海海神跟河神的谈话,一问一答一气呵成,构成本篇的主体。后一部分分别写了六个寓言故事,每个寓言故事自成一体,各不关联,跟前一部分海神与河神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结构关系上的联系,对全篇主题的表达帮助也不甚大,似有游离之嫌。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