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鼓鞞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起笔即点出德祐之难，词人用形象的语言，写亡国的巨变。朝廷还沉浸在欢歌乐舞之中，却突然被城外惊天动地的战鼓惊醒，战争的血雨腥骤然降落的皇城深宫。这里，词人借唐天宝之变写本朝之事，借历史来喻今，批判朝廷的败落。”玉啼金泣“兼用金人滴泪的典故，写易代被遣的悲哀，颇为贴切。“驼背模糊，马头匼匝，朝朝暮暮。”化用杜甫“马头金匿匝，驼背锦模糊。”诗句，承上“此行良苦”，想象到敌国之地的亡国奴生活。“自都门燕别，龙艘锦缆，空载得、春归去。”三句，极言其“苦”。南下和北上都是亡国之事这三句，既是舟载北行的实况写照，意谓国运已尽、无力回天。“春”是押解出发的季节，象征南宋国运。“春归去”指南宋王朝的国亡如春天一样终结。“空”字浸透了徒唤奈何的深悲。
下片转写船经淮河时的感受。“长淮”点题“淮河舟中”。“非吾土”用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之意。望断长淮，美景色已非昔日色调，盖心情不同之故。“目断”“怅”，眷恋、凄婉之情赤者然墨上。“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三句借用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诗句：“受降城外月如霜”，再以设想之辞，想起以后的生活，心中泛起陈陈酸楚。汉、唐均有受降城，多在西北边塞但非一地。这里仅借用而已，不是实指。“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目光又从远方回到近旁。帝王、侍臣、后妃、宫女、等级原本森严，而今“粉阵红围”皆为囚徒，主奴难辨，不分宾主。在狭窄的小舟中，拥挤着入眠。唯独那位满怀愁绪，多愁善感的宫女，在孤灯下弹拨着琴弦，也撩拨着词人幽伤的心绪。最后“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直应词题“夜闻宫人琴声”收束全篇，含蕴悠长。
上片重在铺陈背景，下片围绕题面。全词着重展示被掳北上、舟行淮河的见闻和感受，同时又将眼前实景及行程的记叙与回忆及设想结合起来，将时间和空间大为拓展，而且又统一在“惊”“苦”“愁”及“凄凉酸楚相交杂的感情基调上，显得跌宕起伏而又真切感人。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乾隆46年(1781)初冬，黄仲则在西安访陕西巡抚毕沅后回到京都，与好友余少云，同寓法源寺。他和余少云诗云:“同是江南客，天涯结比邻。”(《六叠韵和余少云作》)他的另一好友杨蓉裳，也在京都。三人经常同游共止，写诗填词。杨蓉裳赴甘肃任职时，黄仲则作《金缕曲》送别:“羡尔抽鞭早。”到乾隆48年(1783)春天，黄仲则再赴西安，与余少云也分手了。这首词是三人同在京师时作。
上片写黄昏时分归鸦情状。薄暮，乌鸦纷纷归巢，“归影如织”，极言其多。犹如一幅古木归鸦图，“分明小幅倪迂画，点上米家颠墨”。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好洁成癖，我行我素，人称倪迂。他长于山水景物。米颠，指宋代著名画家米芾，字元章，号鹿门隐士，行为违世异俗，人称米颠。他的山水画别出新意，自成一家。这两句实为“景色如画”四字，但又不落俗套地称为倪云林和米元章两人合作的画，真是看似平常却奇倔。“看不得，带一片斜阳，万古伤心色。”夕阳西下，万古伤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宋玉《九辩》云:“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施。”这是夕阳西下，时光流失，年岁徒增而功业无成的悲叹。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皆。”则重在表示美好事物即将消逝而倍增感伤。“万古伤心色”，蕴含多方面意义，耐人寻味。“暮寒萧淅”，实写秋末初冬的萧瑟景象。“似卷得风来，还兼雨过，催送小楼黑。”巧妙地刻划了飞来的阵阵昏鸦。飒飒飞来的归鸦卷起的风，如点点雨滴落在树梢。乌鸦的黑色更增添了浓重的暮色，天色愈来愈黑了。诗人把鸦群的描摹与时光的推移结合起来，极富想象力。上片开端四句，纯是写景，自“看不得”到结末，在景色描绘中表达了凄凉寂寞的感情色彩。
下片重在抒情。“曾相识，谁傍米门贵宅？上林谁更栖息？”似曾相识的归鸦，有哪些曾经栖息于豪门贵族之家？甚至是在帝王的上林苑中？上林苑是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这里用来泛指君王苑囿。用这样的对比描述，显示得意者与失意者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懑。“郎君柘弹休抛洒，我是归飞倦翮。”这是诗人自喻。倦飞归来的归鸦，再也经不起柘弹的袭击了;历经坎坷的人，怎能再受打击和挫折？黄仲则江宁乡试屡次落第，曾奔走四方。到了京城，任卑微的武英殿书签官，郁郁不得志。这时，正等待按照惯例由书签官转为主簿或县丞的机遇。“郎君柘弹休抛洒”，表达了他此时惴惴不安的心情。“飞暂歇，却好趁江船，小坐秋帆侧。”黄仲则在京师贫病交迫，无法养活一家八口。乾隆45年(1780)，他出于无奈，托好友洪亮吉筹措盘缠，把老母和妻儿送回常州老家。此时，他多么希望趁江船，就此归去。“啼还哑哑，笑画角声中，暝烟堆里，多少未归客。”归来的乌鸦，庆幸有枝可依，可以“笑”哪些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诗人自己借此表示深切同情那些听着声声号角戍守边境的战士和在沉沉暮色中匆匆赶路的游子。由自己的归思之情升华为对普天下的未归客的同情，既表现出诗人宽广的胸怀，也深化了词的内在含蕴。
写这首词之前九年，黄仲则在安徽颍州，写了同样题材的《寒鸦》诗。诗与词在摹写刻划方面异曲同工，但在思想感情方面，词胜于诗。诗限于个人无衣无褐、飘泊流离的悲叹，词则由一己的得失而想到天涯海角的游子。这种不同是与诗人阅历的增长，对现实社会感知的深度密切相关的。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