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上无事可做的人很少，何况还有鱼袋与红色官府加诸于身。
我登上罗浮山上观赏风景，放松双眼，浩然的心意又回到自己的身上。
注释
鱼绯：鱼袋与红色官服。是宋朝知州一级官员的配制。
送目：投以目光，注视。
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