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此诗一开头，就把赞辞献给青花紫石砚的采制者端州石工，称他们“巧”技赛过“神”功。“巧”、“神”这等字眼，用在这里，却力透纸背。
接着，用神奇的彩笔描绘采石工人的劳动。唐代开采端砚石的“砚坑”，只有西江羚羊峡南岸烂柯山（一称斧柯山）的下岩（一名水岩，后称老坑）、中岩、上岩和山背的龙岩，其中仅下岩石有“青花”。杨生的这个砚，应是下岩所产的“青花紫石”。据宋代无名氏《端溪砚谱》说：“下岩之中，有泉出焉，虽大旱未尝涸。”又说：“下岩北壁石，盖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采石工人则在岩穴下面那种水流浸淋的环境中操作。所以“踏天磨刀割紫云”一句中的“踏天”，不是登高山，而是下洞底，踏的是水中天。灯光闪烁在水面上，而岩石的倒影反映于水面，水面就像天幕，倒影就像凝云。开石用锤凿，李贺既以石为“云”，自然就说用“刀割”了。这里的“天”可“踏”，“云”可“割”，把端州石工的劳动写“神”了。
“佣刓抱水含满唇”，“佣”是说把石块磨治整齐，“刓”是说在石面上雕刻成型。这一句写磨制雕刻石砚，极言工技的精巧。
“暗割苌弘冷血痕”，写紫石砚上的青花。唐人吴淑《砚赋》说：“有青点如筋头大，其点如碧玉晶莹。”人们所重，即是紫石中隐含有聚散的青花。《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里以“苌弘冷血痕”来形容砚上的青花。清代朱彝尊说：“沉水观之，若有萍藻浮动其中者，是曰青花。”（《曝书亭集》）青花在水中才显出它的美，所以前句用“抱水”。这里用“暗割”二字，说的是“苌弘冷血痕”般的青花。“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写把砚放置在书斋中，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试墨。试墨时用水不多，轻磨几下，墨香已经飘满了室内。表面上是写墨的好——是最好的“松烟”和“麝香”所制；而实际上是写砚的好，容易“发墨”。
“干腻薄重立脚匀”，仍是写砚。砚要“扣之无声”、“磨墨无声”才是佳品。这块砚，石质干（不渗水）而腻（细润），砚体薄（平扁）而重（坚实稳重），品质极佳。所以在磨墨的时候，砚脚紧贴案上，不侧不倚，在那上面磨墨，平稳匀称。
“数寸光秋无日昏”，写墨的色泽很明净，没有丝毫的昏暗和朦胧。“数寸”是说砚体不大。李之彦在《砚谱》里说：“惟斧柯山出者，大不过三四指。”正合“数寸”的说法。所以末句的“宽硕”，刚好与此相对。
“圆毫促点声静新”，是说笔蘸了墨以后变得圆润饱满，砚不伤笔毫，拿起笔来点画，纸上有轻微的细静清新的声音，而不是说砚有声音。这一句由墨写到笔，但还是归结到写砚的美。
以上对青花紫石砚的赞词已经足够了，但诗人意犹未尽，忽然来了一句“孔砚宽顽何足云”。“宽顽”这个词，有些版本作“宽硕”，其实用“宽硕”与上文的“数寸”对应得更好。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人称他的出生地为尼山，好事的人取尼山石为砚，借以“尊圣”。然而尼山砚并不实用，徒有其名，所以李贺在诗的结尾处说“何足云”，与起句“端州石工巧如神”意思暗对。一起一结，表面上没有多少意义，实际上是有内在含义的。诗人心中的天平，称人称砚，都是有所轻重的。
这首诗通篇写砚：砚质，砚色，砚型，砚体，砚品，砚德。而砚的使用，又离不开墨、笔、纸，尤其是墨，所以写的时候也会涉及。它们虽然是作陪衬的，却衬托出了青花紫石砚的美。全诗一句接一句，一路不停，络绎而下，如同缨络垂下；字句精炼，语言跳跃，没有一处浪费笔墨，也没有一处用语晦涩的地方。如果不是十分熟悉砚中的学问，极难写出这种酣畅淋漓、妥切中肯的诗歌。
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