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这是一首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这种情景,同一个人在读书中搞通问题、获得新知而大有收益、提高认识时的情形颇为相似。这首诗所表现的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正是作者作为一位大学问家的切身的读书感受。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感受虽然仅就读书而言,却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可以做广泛的理解。特别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识。因此人们常常用来比喻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达到新境界。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艺术的成就,自有其深厚的渊源。读者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得到启发,只有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才思不断,新水长流。这两句诗已凝缩为常用成语“源头活水”,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这是一首极其有艺术哲理性的小诗。人们在品味书法作品时,时常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艺术感觉,诗中就是以象征的手法,将这种内心感觉化作可以感触的具体形象加以描绘,让读者自己去领略其中的奥妙。所谓“源头活水”,当指书写者内心的不竭艺术灵感。
诗的寓意很深,以源头活水形象地比喻丰富的书法艺术灵感才是书法艺术作品真正的不竭源泉,阐明了作者独特的读书感受,很符合书法艺术创作的特色,也反映了一般艺术创作的本质。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