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听乐词。听乐词由听乐诗发展而来。在包括音乐在内的唐代艺术全面繁荣的背景下，唐诗百花园中出现了听乐诗等新的品种。在众多的听乐诗中，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无疑是其中的精品，白居易的《琵琶行》虽非听乐诗，但诗中片段的音乐描写更为人所称道。宋词在抒情方面固然有自身的优长，而在题材领域却大抵承袭前代诗歌的余绪，听乐词也偶有所见。在东坡词之前，欧阳修的《玉楼春·即席赋琵琶》已开了先例。
开头一句便以琢玉的音响写琵琶声的清脆，接着以花枝上春鸟的鸣啭写琵琶声的悠扬婉转，又以雹落冰上写其质实沉闷；过片之后，再以弦上春水的流动写乐声的流美，以霜华人拨写乐声的凝重。综合地看，作者以一连串比喻写出了琵琶乐声的变化多端与悦耳动听，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乐声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是对前人技法很好地继承。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前后相较，同样臻于工妙。
此外，对主体感受的叙写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也值得注意。这突出地表现为上阕三、四两句：“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座寒。”前一句实际上写出了宴席间听琵琶演奏时如醉如痴的感觉，后一句则渲染了当前的环境气氛：精妙绝人的琵琶声仿佛将湖风惊起，吹到座上，使人感到了一股寒意，——这应当是“冰上雹”的音响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与《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这一笔衬托相比，也未必逊色。
这首词上片通过幽谧景物和环境的刻画，反映词人的孤寂心绪；下片直接深入内心描写，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词情景交融，笔触细腻生动，语言清新明快，全词表达了作者浓厚的爱国之情。
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但景中有情。“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词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幽谧宁静的境界，烘托出词人高雅脱俗的品格。“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运用了比兴手法，以鸟自况。词人遭靖康之变，流落南方，犹如鸟宿寒枝，暂栖其身，一有风吹草动，即惶恐万状，反映了饱经战乱者的惊惧之情。
下片重在抒情。“ 等闲老去年华促，祗有江梅伴幽独。”为收复失地，词人或许亦曾有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紧迫之感。但事与愿违，面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局面，词人宁肯幽居独处，决不趋炎附势，聊以自慰的是，还有江梅作伴。词的题目即标以“梅”字，旨在以梅自况，表示要象梅花那样，不管环境如何严酷，都要保持高洁情操。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香如故”。这首词前写栖鸟惊躁，后写好梦惊回，虚实结合，前后映衬，对于突出了离乱中词人的形象极为有力。掩卷思之，当知个中意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称其“使易安尚在，且有愧容矣”而思。抑扬起伏虽然太大，但也可证明其词水平之高。
词到最后才明确点出主旨——故国之思。“梦绕夷门旧家山”，即是对北宋王朝及中原大地的怀念，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