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主要叙述作者与其友属在石鱼湖上饮酒的事及作者对此事的感受。该诗反映了封建士大夫以酒为戏，借饮取乐的生活情趣。诗的末句说：“酌饮四坐以散愁。”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诗中表现哪一句是在写愁，以及字里行间有什么愁，所以“散愁”一句是无病呻吟。该诗以酒为戏，借饮取乐，抒写了作者的情趣是真的，说作者及其四坐有愁而举杯消愁却是假的。从内容看，该诗无可取之处。
该诗为七言诗，但它的句型与语气，实取之于民歌，既显得顺口，又使人易记。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上片描写了隐者消闲自适的生活情景。“小构园林寂不哗，疏篱曲径仿山家”，纳兰心中向往的疏篱曲径，在朱门富贵的府邸是否有安身之处。疏篱山径，本是寻常人家。这人间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却是被模仿之物。物以稀为贵，如大观园里的“杏帘在望”，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权相明珠府邸，山家之景不过是借景取意，雅俗同乐，不得作真。而于纳兰而言，那牢笼中的疏篱曲径似植于金丝笼边的野花，纵使不能翱翔长空，尽情歌唱，至少可以用以观天，用以记忆对自由的向往，用以维持对平淡生活的渴望。“昼长吟罢风流子”，纳兰便是到了荒山村野也离不开一份诗意的栖居。“忽听楸枰响碧纱”，楸枰响碧，应是清脆的金石之音。“烟雨湖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黑白子的围棋没有被现代人的游戏无情取代，而是裹挟着一个个过去的时代的黄沙，仍游走于世间。纳兰的生活中怎能没有棋，就在这一角楸枰中，纳兰悟得功名不过虚妄，悟得幽居山间的乡野之乐。
下片说如果再加以竹石和着烟霞的相伴，便是得到了人间的全福。“添竹石，伴烟霞。拟凭樽酒慰年华”，与太白斗酒诗百篇不同，纳兰杯中酒难解万古愁，樽酒一杯，聊寄年华。不知纳兰是否想到苏东坡，想到李白，举杯消愁愁更愁。纳兰的精神家园显然不在错综复杂的井野，他需要一个单纯的地方来滋养诗情画意的灵魂，不知已入红尘的纳兰能否舍下这些繁华，小隐于野。“休嗟髀里今生肉，努力春来自种花”，年华不再，壮志未酬，此时的纳兰已不再是那个一心考取功名的青涩少年了。十几年，纳兰经历人的生离，魂的死别，见惯了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放不开的。纳兰的心早已奔波疲倦，对于那些八千里路云与月，他没有力气回头观望。倦鸟尚知还，纳兰需要的是一方余田，倚着闲窗静静地品尝着这半生交加的苦忆。花田下，一人执锄，行孤芳自赏。或学陶渊明，东皋临啸，清泉赋诗。花木成林时，等到百鸟争来，平添了几分情趣。
全词描绘了纳兰理想中的隐逸生活：竹篱、小径、饮洒、下棋，最重要的是与知心好友一起吟诗作对。这首词虽然明快，读起来却有点令人伤心，甚至会不由想到以纳兰容若所拥有的一切，要达成这样一点小小的梦想竟然也是艰难的。
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